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向经济活动全方位渗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而更多地延伸到贸易和消费环节,不只关注价值创造,更注重价值实现;而消费环节及价值实现过程正是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即产生剥削的根本领域。当前中国社会出现收入差距快速拉大的原因是新型的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同时,即使在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方面,人工智能也带来了两大直接效应：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财富创造,而这些巨额财富主要为少数企业主及高管所攫取;另一方面又大量减少了工作岗位,而这些工作岗位主要为少数人所挤占。人工智能对财富的创造根本上是利用了人类共有知识,但在专利制度和规模经济效应的作用下,共享性知识一旦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就会产生显著的排他效应,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将收入分配诉诸纯粹的市场机制,那么,人工智能时代就会潜伏着更为严峻的不公平性。最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进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也将不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这也为“按需分配”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分配将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而再分配的对象则包括了物质财富和工作机会...     

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大企业通常会利用市场支配力获得转移收益，这会扭曲合理的财富分配进而抑制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因而应该受到反垄断行为审查。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大企业依仗其市场支配力获得的转移收益不再局限于国内，利益受损者可能是他国民众，因而世界各国的反垄断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事实上，尽管那些知名外资大企业凭借其规模经济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国人的消费剩余和经济福利，但也因独占市场而挤压了国内相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空间，造成长远的国家福利损失，因而当前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集中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外资企业上。     

逐利行为、 市场外部性与社会困局 ——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及其问题

基于"无形的手"原理,现代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理性经济人行为可以导向帕累托优化的结果。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仅是基于完全理性所作出的一种虚构,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所具有的是短视理性;相应地,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人行为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从而必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福利境地。同时,在现实世界中,囚徒困境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枯竭、寻租的盛行以及租金耗散等。最后,市场经济中的囚徒困境根本上体现了经济人行为的外部性,因为行为者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不惜向外转嫁成本或损失;而且,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市场外部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     

作为合作组织的企业:本质特性、基本目标、治理机制和组织原则

企业组织本质上是协作系统,而作为协作系统,企业组织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社会观以及社会共同治理机制。但是,企业组织在现实中却蜕变为股东获取最大利润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股东价值观以及委托-代理治理机制的盛行。事实上,作为协作系统,企业组织具有三种特性:道德性、有效性和效率;其中,前两者反映了企业作为协作系统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则是现实企业被当作私人牟利工具时的基本诉求。同时,为了降低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行为,合作组织应该加强退出和呼吁两类机制的建设,而呼吁机制尤其重要;与呼吁机制相适应的就是社员民主管理原则和社员经济参与原则:每个成员都应该拥有相同的发言权,而物质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投票权则应该受到限制。     

中国的房价问题：现状、问题、成因及解决方向——现代社会是如何偏离“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的

当前国内房价的居高不下源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需求方面主要在于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其中。投机性需求源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而投资性需求则根本上与收入差距的拉大密切相关；而供给方面则主要源于高地价和高利润的冲击，其中，高地价源于不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高利润则根本上与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占有关系有关。显然，要解决住房问题，也就要从上述四个方面着手。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将这种现状合理化了，从而使得“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远。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违约归责原则

法经济学分析表明,由于注意标准模糊,过失责任规则可能导致无效率和不公平的结果,违约归责应采用具有共同过失抗辩的严格责任规则.鉴于违约责任的特殊性,应利用可预见性规则和守约人减损义务规则,将守约人的过失限定在不适当地扩大违约损失这种特殊情况.这不仅可以避免违约人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同时也避免了补偿悖论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基本内容及其对知识结构的要求——对日益狭隘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反思

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和社会的福利,这不仅关涉到自然资源的利用问题,而且关涉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事实上,不仅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即使是专注于研究自然资源配置问题的主流经济学,也根本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具体的经济现象,也无法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局限于工程学一个方面,并极端地采取抽象化的分析路线,偏重于数理的训练而疏忽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吸收,从而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中国的房价问题：现状、问题、成因及解决方向——现代社会是如何偏离“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的

当前国内房价的居高不下源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需求方面主要在于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其中,投机性需求源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化过程中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而投资性需求则根本上与收入差距的拉大密切相关;而供给方面则主要源于高地价和高利润的冲击,其中,高地价源于不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高利润则根本上与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占有关系有关。显然,要解决住房问题,也就要从上述四个方面着手。但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将这种现状合理化了,从而使得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远。     

经济思想学说史中的本土化现象

一般地说，社会现象是由人的互动行动产生的，而行动又受人的心理支配的。因此，有的学者就指出，心理学实际上是任何社会科学出发的基础，所有根本性的解释都要以此为基础，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理性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也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不同，因而要真正探悉社会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要探究人类有效的理性行动，关键是要搞清楚行为主体的需求特点以及行为发生时的条件或背景。     

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

自改革开放始，实践问题逐渐促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并出现了占主流地位的“修补”改革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意识开始上升到了理论意识层面，主张全面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替代”改革观逐渐占了主流，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观点又开始受到质疑。文章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l临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舍起来，这涉及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