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源价值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规划目标,并要求在2035年“形成广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并为此作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部署。     

发展综合性合作社才能盘活资源

小农状态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出现逐渐“空心化”的现象。在信用社、供销社系统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名的大户经济各自为营的大环境下，对于大多数普通村庄的发展而言，亟需探索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土地三权分置条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此，应以村庄为单元把村民组织起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合作社体系，这样才能以合作社在所有涉农领域的其他收益来弥补弱势小农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收益不足。以村庄为单元通过群众路线把村民组织起来，建设综合性合作社，是一个好方向。即：综合性合作组织、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的美丽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以村两委为主导力量，从村庄资源和群众利益出发，动员村庄能人和积极分子，自觉推进如同均田一样的资源股权化占有，以此带动村民加入草根性的综合合作，提高对外统一谈判地位，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建设工作，必会为村庄可持续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的长效对接打好基础。     

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与生态化转型

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民经济五个阶段的贫困原因与减贫经验,认为贫困是内生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因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不对称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政府对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以举国体制进行内部化处理,实现了一定历史阶段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相对均衡,形成了结合中国自身制度优势的特殊减贫经验.其间,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次城乡融合释放的农村要素给农民带来的现金收益和财产性收益.因此,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更要通过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转变为生态扶贫,大力推动新时期的城乡有序融合,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与社会化业态创新激活农村地区大量沉睡的生态资源资产,构建生态化扶贫的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
　　在国内得到普遍呼应，除了利益集团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
　　反而是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和城市贫民窟化，并由此造成社会动乱。     

打破条块分割是解决"三农"的根本

目前农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决了生产队以下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存在着“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基层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的严重错位。     

农村就代表落后吗？

在“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多样性作为一个基本理念提出来之前．人们对于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一边倒的负面提法．甚至有人把农村．农民都理解成了贬义词。     

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理念

我国人多地少，虽仅有世界7％的耕地，但却用掉了世界15％的水和更多的化肥。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大农场农业生产，以化学化的方式搞农业生产，会使得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如果这种粗放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的农业将不可持续。     

新农村建设为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创造了巨大机会

20世纪5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的主要制度变化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这个过程中，“三农”剩余被大量提取导致农业缺乏激励，农业劳动力减少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三大基本要素长期间净流出，农业相对不经济或不景气。可喜的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看到政府直接进入“三农”领域，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为供销合作社系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土地非农化不能简单用市场交易解决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资本化的合理方式应该是在保持现行农村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实行“基本建设用地作股、工商业用地租赁”；至于其资本化收益差别，则应该通过税收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