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中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是由明确的具有规范力的课程标准来指导教材的编撰,还是继续教材与课程标准的高度重合,或者干脆由教材回溯和追认课程标准的“权威”？面对这些选择,上海的课程改革进退失据。近乎搁浅。于是,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代替了课程生产方式如何更新的问题,成了后续改革中新一轮的假命题,并就此遮蔽了由改革的实践过程揭示出来的历史课程改革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