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考察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利用中国省际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的金融发展通过提高研发产出效率和技术吸收能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两种作用机制的比较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促进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通过提高本国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比进口贸易有更强的技术外溢效应.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类储蓄动机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中国城镇居民1980-2007年的数据,检验了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三类动机,即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结果发现这三类储蓄动机都对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生命周期储蓄动机是解释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整个社会的遗赠储蓄增加,引起总消费不振。此外,由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随之提高。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素投入还是TFP?——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FDI只是通过要素投入机制而并没有通过TFP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金融发展也并没有显著地提高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储蓄动员型向市场配置的消费型经济转变

隐形税收机制瓦解后,储蓄动员型的金融发展模式取代了财政投资的主导地位,通过金融支持政策为公有经济部门融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市场约束机制的变化,金融支持政策的收益逐渐下降,成本却在递增。本文认为储蓄动员型的金融支持政策在一定阶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成本,比如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过度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风险加大等。因此,中国金融体制应深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改进。同时,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和商业保险,减少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推动消费型经济的增长。     

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趋势的因素研究

本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模型构建了实际汇率与劳动生产率、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动态调整过程。结果表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生产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都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实际汇率的变动方向与巴一萨效应预测的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适用其假设，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政府消费和贸易条件等其他因素亦影响着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说明即使是在长期内，巴一萨效应的假设也不能成立。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来影响实际汇率短期波动和长期变动趋势，从而影响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优势。     

激发与再造农村自生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条件

本文针对我国广大农村的现状，提出农村自生能力概念，通过阐述农村普遍缺乏自生能力，再造农村自生能力问题是农村改革绕不过去的深层次问题，推进体制创新为再造农村自生能力创造适宜环境等命题，论证激发和再造农村自生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逻辑出发点，激发和再造农村自生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条件，其中体制创新、落实国民待遇是关键，在此基础上，新农村建设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