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流动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基才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自然人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各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动向。通过扩展基本引力模型研究自然人流动对中国双边贸易的实证影响，发现存在正效应，但影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影响有限的原因为国内严格管制流入和专业人员流出能力有限两方面，因此，要加强我国自然人流动自由化的发展并增强对专业服务人才的培养，才能促进我国自然人流动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本文通过对《金融服务协议》(FSA)有关条款及制度设计的考察,说明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保证成员国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有限流动及金融资产安全;各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由谈判程序和正列举承诺方式决定的制度设计可保证成员国根据本国金融业竞争力水平自主决定其开放进程。文章结论认为,WTO下的成员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会引致本国经济的不安全。     

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次序的经验及一般逻辑

本文通过对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的智利、韩国成功案例和肯尼亚、葡萄牙不成功案例经验的剖析和相关理论的考察,归纳出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次序的一般逻辑。文章认为:商业存在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应在国内实际部门自由化之后和过境交付方式自由化、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进行;过境交付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应与资本账户自由化同步进行;在商业存在金融服务市场开放过程中,应注重金融监管的强化、国内银行不良资产的逐步解决和利率的不断自由化;同时,应选择合适时机,尽量在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实施。     

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及我国的对策

本文探讨当前全球关注的主权财富基金的产生、发展、特点和功能,分析我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现状和应对策略.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数字化转型作用下,企业整体产业链显示出不同于传统技术的优势,驱动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本文使用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并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相应指标来剖析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对企业TFP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在内生性、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供应链整合实现对产业链整合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企业TFP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TFP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与非国有企业与中更显著。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金融管制研究

本文首先在对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和金融管制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澄清了学术界关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管制关系看似矛盾的观点。文章接着通过对《金融服务协议》相关制度和WTO成员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度情况的考察说明西方部分学者所说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下WTO成员国金融管制权自主性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中则并不完全自主。最后本文还提出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新金融管制模式。     

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潜在经济收益分析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静态和动态收益,并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收益仅仅是潜在的,要想使其变为现实,还有赖于许多约束条件的改善。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渐进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改革。这些约束条件消除的时候,才是本国金融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刻。     

我国金融业开放度估计及过渡期内的政策取向探索

本文估计了中国金融业目前和 5年后的开放度 (分别为 0 .15和 0 .6 5 ) ,说明下 5年过渡期中 ,我国提升国内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任务非常艰巨。以短期内迅速提升国内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 ,本文也提出了过渡期内国家应采取的金融政策。     

我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的分析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法与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我国1982-2004年期间服务贸易进出口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影响特征。冲击响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服务贸易进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也存在反向作用,然而后者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方差分解结果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但经济增长对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过境交付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影响

电子商务技术和国际外包活动等新型商务实践的发展明显促进了过境交付服务贸易的发展。本文在缺乏准确统计数据的情况下,通过对现有相关统计指标和统计数据的处理,就电子商务和国际服务外包引起的过境交付数字传媒产品、电子服务贸易、IT和商务处理服务贸易等的发展程度做了粗略估计,并就这些新型过境交付服务贸易产品发展所引起的关税损失、服务质量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益和经济社会安全等特殊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