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的技术逻辑还是“社会网+”的社会逻辑?

本文通过对现有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所使用的贷款技术的多案例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信贷发展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能够开展业务的核心在于其直接或间接地嵌入一定的线下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让上述嵌入机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发挥作用;在第二个阶段,"线上信息+线上审核"的互联网信贷会成为缓解农村金融难题的重要方式。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都会运用到农村社会网络,其内在逻辑一定是"互联网+社会网",即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因此,农村信贷在引进互联网技术时,应更加注重其社会逻辑,即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及场景,实现"社会网+互联网",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普惠。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能否激发农村金融市场*——基于银行贷款数据的实证分析

扩展抵押品范围是缓解农村金融困境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思路下，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被寄予厚望，成为近年来农村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使用2010—2016年1 024家农信社和农商行的数据，利用2015年12月国务院在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涉农贷款供给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本文认为，现阶段农民住房面临着价值评估难、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抵押效果不佳。实证结果显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没有显著增加涉农贷款供给，对农村金融的供给作用有限。本文在考虑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其他担保方式的替代作用、农地经营权抵押和“三块地”改革的影响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着力做好农房抵押贷款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受让范围，充分挖掘住房财产权的价值潜力，缓解抵押物处置难问题。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     

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及优化研究——以安徽为例

构建农村金融生态评价的理论模型,确立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以安徽省为例通过定量分析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行定量的描述分析,提出了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农村金融新政对增加农村金融信贷供给的作用——基于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的政策性文件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笔者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减少贷款手续、创新贷款产品等方式积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对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构成一定的压力．总体上能够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供给,但是也存在服务对象“高端化”、资金规模约束、风险监管困难等问题,因此需要继续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促进金融“链接”程度和强化风险监管力度。     

细究贷款五级分类

农信社贷风险管理从四级分类到五级分的转变,是提高自身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的内在要求。但推行贷款分类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问题仍令人深思,这也充分说明只有从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好文章,切实实现信贷管理模式从“形似”到“神似”转变,才能把农信社真正打造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     

国有粮食企业正向运作的内涵、条件与问题

括起来，就是“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敞开收购的目的有三：一是保护农民利益。在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基本稳定，粮食市场供略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往往接近或低于保护价，粮食收储企业按照地方政府制定的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并留足自用和自...     

政府委托监管与农村合作金融监管“魔咒”的破解

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面临着政府金融监管成本高而导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监管“魔咒”。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的合作金融监管模式的成本及效果,论证了政府委托监管模式的可行逻辑。运用逐项复制和差别复制的多案例研究法,对四个合作金融监管实践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委托监管通过多监管主体合作既能够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又可以监管并服务于基层合作金融组织,减少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破解监管“魔咒”,国际合作金融监管经验同样适用于我国。由此,我国也可借鉴国际经验,逐步探索利用相关孵化组织以及将基层分散的合作金融组织联合起来形成县—地市—省级或者全国性的行业联合组织,建立由下而上的合作金融体系,并与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对接,最终形成金字塔型的政府委托监管体系,从而避免因噎废食式的“一刀切”或者采用低效率合作金融模式的监管政策。     

移动金融与普惠金融研究——互联网金融创新对农村金融普惠的作用：经验、前景与挑战

本文首先探讨了金融普惠及制约金融普惠的因素、金融普惠的实现途径;其次点评了信息通讯技术在农村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及其对农村金融普惠的作用机制、国际经验;最后在简单介绍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类型及其对我国农村金融普惠的作用前景,并就目前互联网金融在农村金融普惠中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