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偏向、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农业增长

城市偏向长期以来是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城市偏向政策下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物质和人力资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对中国农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本文采用1978～200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具有显著的资源转移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既有时间上的递减性,即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增长的负面影响在下降;还有空间上的不对称性,即在中部省份最大,东部其次,西部最小。     

农村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基于正式制度的破解

面对当今农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转型理论角度分析了原因,并由此认为乡村自治所依赖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历史和现实因素又决定了正式制度在农村的匮乏,治理机制的空白导致了农村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要依赖于政府对农村正式制度的建设和有效实施,有效的正式制度也是使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呈现正向反馈的主要保证。     

信息不对称、城市声誉与生产者服务的区位选择

生产者服务依据标准化程度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而不同层级的生产者服务对于区位选择的要求不尽相同。从发展趋势看,高层级生产者服务逐步集聚于大城市,而中低层级的生产者服务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能生存与发展。对于这种布局形成的原因,本文在扬弃邻近原则和集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者服务区位选择的一个新原则:城市声誉可以作为高层级生产者服务显示自身质量与水平高低的重要信号,有效地克服生产者服务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全球产业链、区域工资差异与产业升级——对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比较研究

本文从全球产业链视角,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目前发展的差异做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后发国家或地区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决定了其相应的工资水平。在工资内生决定的情况下,任何干预工资的外部行为并不能促使其产业升级。研究还发现,后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具有"囚徒困境"的性质,跨国公司的进入一方面有可能促使其摆脱困境进而升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其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中不能自拔。当后者发生的时候,政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或新技术引进的鼓励和补贴有助于本土企业摆脱低水平发展的情形。以上分析同时也指出了珠三角产业升级的重点。     

技术能力、价值链位置与企业竞争力——来自苏州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企业竞争力源泉的文献仍十分缺乏。结合经济转型背景,本文采用苏州制造业的微观调研数据和自抽样方法,从企业技术供给和应对市场需求两个层面去研究企业竞争力的内生决定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能力水平和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而且这两者与企业在同行中所处的规模三者之间存在正向的联动关系,这表明企业规模和价值链位置往往是企业及其技术竞争力的甄别信号。本文的实证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有力地支持了转型期FDI背景下企业通过增强技术能力来提升其竞争力的观点,也直接证明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关于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与企业竞争力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论断。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空间互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兼论如何摆脱中国产业转移困境

本文以＂长三角＂为例,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意义及其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互动机制。作者认为,应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与东部地区形成产业互动的局面。作者还指出,区域振兴规划和高铁建设的意义;并就区域协调发展、中西部崛起、区域产业转移,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与人民币升值困境的出路

人们往往以为人民币升值能够促使我国经济结构升级。但本文认为,人民币升值更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分工塑造出以美国为首的创新需求中心和以中国为首的制造中心,在"末端开放"的格局下,汇率变动虽然不能影响国际经济发展的模式,但却能左右制造中心之间的竞争结果。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逐渐加大和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要想人民币升值而不影响经济增长,我国必须实现从制造中心向创新和需求中心的转变。这就要求,一方面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来提升经济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来增加社会福利和诱致技术创新,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开放战略、政府行为与过度工业化:以江苏省为例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表现出工业主导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特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运用2000年至2010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三次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江苏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低端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开放模式是导致过度工业化的最主要因素,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过度工业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偏向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在发展模式上,苏中表现出与苏南类似的过度工业化特征,而苏北地区则呈现第二和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趋势。     

从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城市偏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政策选择.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史,把政府行为置于研究的中心,理解城市偏向经济政策演变的内生机制.研究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偏向是政府赶超的必然结果,而转型经济下的城市偏向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必然产物.持续的城市偏向导致累进的社会成本,从而为政府的政策调整提供契机.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用于刻画政府主导下城市偏向的内生演变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