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再检验:2007—2011

转型期,政府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效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严谨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国企薪酬管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薪酬管制,并且薪酬管制效果与政府干预能力显著正相关;就薪酬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薪酬管制只存在于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的国企中,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绝对值越大,薪酬管制程度就越高;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受管制的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负向非正常相对薪酬对国企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发现表明,政府薪酬管制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旨在维护分配公平的规制目标,同时还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     

企业高管薪酬规制理论研究:动因、实践与启示

现实生活中,企业高管薪酬实践受到来自政府及相关机构税收、会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限薪"浪潮,使得企业高管薪酬治理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政府规制色彩.本文主要对企业高管薪酬规制的动因、全球实践和主要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进而对如何提升政府薪酬规制效率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企业激励目标理论的合约逻辑与基本要义

企业的激励目标应该不仅仅局限于鼓励代理人更努力地投入工作和诱导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所期望的行为,还应该关注代理合约对员工人力资本投资、企业人员构成调整、企业文化培育、企业战略执行等方面的激励与促进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企业激励目标理论的合约逻辑和基本内容,进而对其合约特点与理论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西方企业激励理论的最新发展

本文介绍了西方企业激励理论的最新发展 ,主要分析了激励和风险的正向关联关系、业绩型报酬方案产生的若干效应、声誉机制跨越职业生涯的激励作用、对竞赛理论合理性的反思以及重复博弈条件下团队生产的最优激励问题     

破解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难题的可行路径——国企改革30年的反思与前瞻

国有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经营目标的多元性,导致政府仍然保留改制后国企经营者的选择权和定薪权,这是造成当前国企经营者激励难题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和国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些造成国企经营者激励难题的社会性约束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所以,新时期国企经营者激励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另辟蹊径。只有大力借鉴行为合约理论的相关成果,着眼于经营者公平偏好、利他主义等非货币动机的培育和运用,才能实现可行突破。     

内部劳动市场与我国公务员的隐性激励

同私人企业一样，公共部门也存在着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对广大公务员产生隐性激励作用。中国公共部门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公共部门官僚理性发育不足，导致公共部门内部劳动市场相对扭曲，进而造成其所蕴含的隐性激励机制的相对弱化和激励缺位。因此，大力修复与重构中国公共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是当前中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创新的首要工作。     

高管同酬、激励效率与公司绩效

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取的年薪完全相同。这种高管同酬的确定依据是什么？高管同酬是否具有激励效率？高管同酬又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同酬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出现高管同酬,主要是因为高管薪酬由公司政治因素或内部薪酬比较所决定,而并非遵循最优契约观所寓示的“效率逻辑”;与高管异酬的公司相比,高管同酬公司的董事长薪酬激励缺乏效率;高管同酬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中国情境下,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关注公司权力博弈或内部薪酬比较等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     

国外企业高管薪酬税收规制述要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综观国外企业高管薪酬规制实践,不难发现税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加强对国企高管等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已成为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对国外企业高管薪酬税收规制的主要路径与实践效果进行了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加强和完善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税收调节的建议。     

控股股东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决定的掏空效应

本文基于股东间代理问题视角,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的过度支付是否会成为控股股东实现控制权私利的一种路径。研究发现:在地方国企中,高管薪酬水平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结论在央企和民营企业中均不成立。这表明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存在明显的掏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政策启示涵义。     

国企领导人制度“去行政化”的市场逻辑与改革路径

转型期国企领导人制度行政化的实践弊端日渐显现,已经成为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掣肘。推行国企领导人制度“去行政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准确把握“去行政化”的实践要求,处理好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在国企分类管理前提下,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权责明确,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的选人用人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