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商业伦理，还是依靠公司治理？

贪婪!是次贷危机之后华尔街的新标签吗？ 或许，利己、逐利、贪婪，只有程度不同，本质差异又有多少呢？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又伴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之后，将起因归于贪婪，归因于人的本性，这些道德批判，取巧有余，解决问题则未必是正途。难道可以通过商业伦理的教化去净化人的本性，从而抑制对经济的挑战和伤害吗？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九次会议观点综述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九次会议观点综述黄桂田，徐茂魁，陈秀山，武京闽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九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１—１６日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１２０多位专家学者以及部分企业界人士，围绕“深化国有...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

本文对运用SCP(结构—行为—绩效 )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提炼出的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 ,认为在现代技术不断改变着银行运作机制、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的行业结构进一步向集中化发展、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 ,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 ,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从行业结构的角度为突破口的改革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振荡。正是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与市场份额集中于带病的国有商业银行 ,改革的侧重点就不能从行业结构的调整为起点 ,而是相反 ,要充分利用进入WTO后的有限的过渡期 ,在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发生显著萎缩之前 ,坚决地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 ,努力避免潜在金融风险的总爆发。     

银行业的集中、竞争与绩效

各国金融资产配置方式不同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存在鲜明的差异。与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推论及其倡导的理想境界可能完全相反 ,由大规模银行组成的相对集中的产业组织结构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程度的下降。中国银行业偏高的集中率并不是影响行业竞争程度的原因 ,事实表明 ,中国各银行之间在存贷业务及其他业务上并不缺乏竞争。主要问题在于现有的国有银行经营机制不灵活、效率过低。即使中国银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业化程度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不宜于过度分散 ,保持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 ,可能更有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     

制度短缺与激励的失效——对国企改革中产生的“代理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

相当部分经济学家以此为基本理论框架,解析和解答分权式企业潜存的“代理问题”,认为“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和“代理人”竞争机制的引入,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条件。     

要素间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与企业产权演进逻辑

现有的企业产权配置理论是在不完全契约框架下通过比较要素的“特性”展开讨论的,然而从要素间在质的规定性上进行比较,本身具有不可比性。如果将企业看成是由多个要素所有者为取得合作收益而结成的特别合约,那么,各个要素所有者博弈企业的权益,其“谈判势力”的大小不在于他们各自所拥有的要素在性质上的特别之处,而在于供求量对比中显现出的各个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高低。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要素所有者间“谈判势力”大小,由此决定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这一结论能够逻辑一致性地、历史地、动态地解释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演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