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工业排污收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减排和增效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本文以2007年逐步实施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为例,基于2004—2014年省级经济环境数据和沪深股市上市工业企业数据,探究环境规制改革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排污费标准调整并未实现显著的减排效果。但是,随着环境执法强度的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调整会发挥出显著的减排效应,且不再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同时,排污收费标准调整对不同政府层级监管的企业、不同利益关联性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显著降低了中间层级政府监管的国有企业绩效,但对税收大户和大企业存在“包庇效应”,使企业绩效免遭显著的负向冲击。因此,在中国改排污收费为环保税的当前,要想激发减排和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