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最终认识及其缺憾——基于中国案例的分析

科斯早期关于交易成本和“法律功能论”的思想对经济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后期关于“法律生成论”的思想却尚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文章通过梳理科斯关于法经济学思想的前后变化,以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案例说明科斯后期思想的转向.研究发现:(1)科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早期的“法律功能论”到后期的“法律生成论”的转变,两者形成互补关系;(2)制度变迁成本的降低是“边缘改革”启动的关键前提,而基层经济力量的积累又推动了“亲市场”法律体系的生成;(3)科斯的“法律生成论”的逻辑并不完善,中国的改革实践表明,既得利益的松动和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上层政治权力的支持是制度变迁成本降低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理想情境下,转型期的法律应该主动与来自基层的制度演化相调试,从而形成更为“亲市场”法律体系.     

转型背景下的规制性俱乐部物品模型

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制度环境的视角,基于集体选择理论,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规制时,必然会在义理性与效率性之间进行权衡.借用俱乐部物品模型作为参照系,可以探讨有规制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型均衡的性质和政策涵义.     

经济学的二重性和在政策分析中的角色

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即兼具科学性质和人文性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只涉及解释手段的选择,不考虑目的的选择问题.这是因为:手段的效果可以通过事实经验地证明,而目的包含价值观和伦理因素,无法转换为纯粹经验的描述.虽然不符合实证原则,但是作为人文的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前提,作为人文的经济学讨论目的的选择.在目的选择的过程中,伦理、价值判断、政治哲学等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实现稳定和谐的最终基础是道义与共识.     

效率改善发展转型与转轨效益

由于受到初始条件,尤其是转轨前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在各国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转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局限造成了在转轨效益评价中的很多错误认识。转轨是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转轨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效率的改善。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应该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本文尝试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以此来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     

认知过程、政治系统与公共物品均衡的性质

从公共物品的角度解释政府的执政目标是一种新的尝试,即结合中国转型实践中的社会契约背景,以心智模型为基础,从政治系统的角度说明公共物品的政策涵义和公共物品对于政府义理性的影响。分析表明,认知过程决定了公共物品的边界和数量的均衡;公共物品的供给如果能扩展公民的自由能力,就可以化解改革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应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一致,以此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     

财富与自由:原理及其启示

财富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观强调财富本身,即"财富是什么",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后,财富观的核心变成了"是什么创造了财富"。马克思和森都认为,经济学研究中对于财富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视为GDP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而是应该分析其对于实现美好生活和人的发展的影响。通过研究马克思和森的人的自由发展观,我们可以知道:人的自由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并不冲突;人的自由发展具有手段和目的双重价值;人的自由发展与财富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科学发展观,成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依据。     

经济学人文传统的回归与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对“F论点”和“F扭曲”之争的重新审视

由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引发的争论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这场争论可以视为对既有的方法论问题的批判和因此而引发的二次批判。我们尝试以自身的批判性视角重新审视这场争论,以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预测主义及其论敌的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2)从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看应该如何批判和超越这场争论;(3)如何理解经济学人文传统的回归和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转轨路径、经济增长方式与转轨理论范式

转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转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所有制改革是基础,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保障,所有制改革和合理的国民经济总体所有制结构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性激励。"北京共识"提出,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转轨实践模式研究的突破,必须以转轨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为前提。     

转轨效率与宪政秩序——对“北京共识“的一种解析

本文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转轨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条制度创新--交易成本合理化--增强生产激励--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实现增长的路径.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