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战争与通胀: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且唯一统一将纸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的朝代,是价值尺度从铜钱转为白银的转折点,并由此形成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元代纸币的运行机制表明:其发行初期,由于银本位制度的作用而运行良好,币值稳定;中期后,迫于财政压力,政府不得不诉诸超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本位制度名存实亡,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实证检验发现,多省起义产生的财政压力是纸币发行数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赏赐对纸币超发的作用并不显著,而随着银本位执行力度的减弱,尤其是钞本由金银变为纸币后,财政压力促使货币超发的效应更为突出。因而,严格的银本位有利于维持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但在军事活动造成的财政压力下,稳定的贵金属本位制度难以长期维系。元代纸币经历了从币值稳定到温和通胀,再到恶性通胀的阶段,这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一般性。     

中国彩电企业遭受美国反倾销诉讼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从2003年5月开始,美国政府对中国彩电企业展开了反倾销诉讼调查,初裁结果为中国彩电对美国倾销成立,如果商务部的终裁仍确定这一结果,中国彩电将被逐出美国市场,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彩电行业的一次沉重打击。本文首先叙述中关这一贸易纠纷的概况,再简要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指出应对之策,以期为中国政府和彩电企业更好地解决这一贸易纠纷提供某种借鉴。     

宋代纸币的运行机制:本位、回赎、战争与通胀

本文基于货币史文献和相关历史数据,研究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的运行机制,重点在阐明政府维持币值稳定的措施,及战争造成的财政压力在货币超发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发行初期,由于本位制度和回赎机制的作用,纸币运行良好。中后期,由于战争频繁,政府不得不诉诸于发行纸币为战争支出融资,回赎机制不再能良好运行,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不可避免。本文比较了交子实际发行额和严格本位制度下的发行额,发现最高时前者为后者的35.4倍。除缺乏本位制度外,会子的运行机制和流通状况与交子基本相同。     

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

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而采用金本位时,中国仍然是银铜复本位制度。与金银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之间有固定兑换比价不同,中国银铜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由此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钱)汇率的双重汇率。双重汇率导致了汇率贬值一倍时贸易却由顺差变为逆差,实际外债和赔款的增加加重了财政负担,制钱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又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贫困化。本文在郑友揆(1991)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货币理论的新进展和新的历史资料,分析1870年到1900年双重汇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金银复本位为参照探讨中国银铜复本位制度的内在缺陷。     

明代GDP及结构试探

本文尝试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研究明代GDP及其构成.利用历史文献提供的数据,并借鉴前人定量研究的成果,我们整理和估算了1402-1626年的明代主要经济变量,进而对明代经济进行总体描述,并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经济相比较.主要结论如下: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政府税收与GDP之比为3%到9%,平均为5%,明中叶后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年均积累率低估值为5.3%,高估值为9%.     

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经济学最初对贸易和增长的关系给予充分重视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R-纳克斯解读19世纪世界经济史，发现如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良好的外部需求条件所导致的。纳克斯据此得出结论：贸易是增长的引擎。比较20世纪和19世纪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本文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中国经济进行历史回顾和经济理论分析,并与西方主要金本位国家进行比较,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的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在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银本位,一个是竞争性的银行体系。银本位使中国经济萧条的进程迥然不同于西方金本位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度过大萧条,中国由于特殊的银行体系,货币供给始终没有减少,银行危机也没有普遍发生,这是中国经济在整个大萧条中表现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政治结构与我国近代教育不平衡(1907-1930)

由于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教育史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1907-1930年的省级数据研究我国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后教育发展及地区不平衡的决定因素①。研究发现,传统书院与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政治局势与教育发展状况关系密切。在教育普及率与教育质量之间存在权衡,但没有证据显示近代教育如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存在过分精英化的倾向。地区间教育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教育不平衡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决策分权化及地方官员的政治背景等因素关系密切。以上发现证实了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结构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理论最新进展及启示

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经济学家已注意到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性.在开放条件下,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创新都首先发生在北方国家,然后再向南方国家扩散,南北贸易中南方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于世界福利水平以及创新率和增长率都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评述这一领域的最新文献,并总结出对我国的启示.     

明代GDP及结构试探

本文尝试利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研究明代GDP及其构成。利用历史文献提供的数据,并借鉴前人定量研究的成果,我们整理和估算了1402—1626年的明代主要经济变量,进而对明代经济进行总体描述,并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经济相比较。主要结论如下：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政府税收与GDP之比为3%到9%,平均为5%,明中叶后军费开支占中央政府支出的60%到90%;年均积累率低估值为5.3%,高估值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