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上市公司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在对微观数据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上市公司发展现状。认为上海上市公司在支持上海建设、提供就业、公司治理、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认为其在行业分布、公司治理、市场辐射及跨国经营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为决策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     

出口经验能助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45国2003~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出口经验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经验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治理、能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与出口经验交互项的实证结果还显示,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随着东道国治理水平提升而提高,对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作用显著低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而能源禀赋并未直接或间接通过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产生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通过建立出口学习曲线并依此进行直接投资决策。     

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作用渠道——基于浙江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引言及文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对于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安排金融发展优先次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内涵。如果金融发展具有"供给导向"功能,则改善金融结构与提升金融规模的政策安排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倘若金融发展对金融增长的作用仅限于"需求跟进",那么政府强调发展金融或许对经济增长而言变得相对次要。针对此     

外国资本流入对国内储蓄的动态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分析了外国资本流对我国国内储蓄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短期内外国资本流对国内储蓄具有“挤入效应”,而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同时,结合我国储蓄与外国资本流入关系的动态变化,认为我国在引入外资过程中,更应注重对外资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跨期资本流入的最优调整。     

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印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从贸易开放度视角对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两国贸易开放度存在明显结构差异,中国以商品贸易为主,而印度服务贸易份额远高于中国;中国的总体贸易开放度高于印度,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印度外贸加速发展而缩小;两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中国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略高于印度,但中国面临着由贸易引发的人民币升值和外部失衡冲突问题。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汇率水平是影响FDI流动规模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人民币汇率及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FDI流入的竞争力效应、区位效应、部门效应及财富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通过竞争力效应影响FDI流入;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来源的FDI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化具有不同的效应。此外,汇率水平的调整还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着FDI流入方式。这些结论对评估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一定政策内涵。     

资源禀赋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资源禀赋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愈加重要。文章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区域资源禀赋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资源禀赋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具有诅咒效应,资源开发不能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持续增长潜力;资源禀赋具有示范效应并对邻近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资源禀赋具有“荷兰病”效应,资源过度开采将抑制中国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并影响制造业对外竞争力。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欧美国家继"人民币汇率操纵论"之后又抛出"中国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贸易竞争力源于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方法对中国区域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区域贸易竞争力并非源于"宽松环境规制"。欧美国家提出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及相应的"碳排放边界调节税"只不过是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FDI、本土企业集聚及经济增长效应——基于浙江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浙江52县1996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企业、本土企业集聚及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空间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相比于资本来说两者作用效果并不强;外资企业在浙江县域的区位分布并不注重本土企业空间集聚状况,而是更加注重外资企业空间集聚度;本土企业空间集聚是本土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外资企业集聚对本土企业投资反而呈现较小的"挤出效应"。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浙江县域内生经济增长,应加强浙江县域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融合,从而提高区域持续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