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囚徒困境”引发的对企业中人际信任的探析

基于对“囚徒困境”的深层次分析,本文对信任和人际信任作了一定层面的阐述。并结合企业人际信任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对如何构建企业中的人际信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土地生态化整治与景观设计

研究目的:推动中国土地生态化整治技术与景观设计的应用与发展。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中国土地生态化整治技术与景观设计的内涵、发展方向与关键技术有待全面完善提高。研究结论:国外土地整治技术主要针对土地整治中的水土流失、景观功能衰退、土地退化等3类问题,强调土地整理区从物种、地块到整理区的多尺度生态化整治与景观空间优化配置的统筹设计。中国现阶段土地整治技术的核心应是生态化整治与景观设计技术,其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土地整治区的集成应用是主要发展方向。具体包括4方面的关键技术:不同类型土地整理区地表值被及土壤动物与微生物区系恢复与重构技术;不同类型土地整理区生态化整治技术;不同类型土地整理区的景观设计技术;生态化整治与景观设计耦合的关键技术集成体系。     

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上海市的扎根理论分析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青浦区、浦东新区和金山区为例,剖析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效果及机理,探索减量化实施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方法：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经过三级编码过程,提炼总结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源配置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核心影响,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文化传承是减量化对乡村转型发展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注重减量化的规划引导,依托减量化政策大力推动产业升级、转移和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完善落实减量化配套政策,构建合理的减量化指标使用方和供给方之间的增值收益补偿机制,以及合理保障村民和村集体的基本权益是实现减量化推进乡村转型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     

家族性资源与家族企业中的假性和谐

一、家族性资源的界定 到目前为止，关于家族企业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的说法，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基于家族参与要素，美国著名学者钱德勒对于家族企业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

定量地反映和衡量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挖掘其利用上潜力的大小,可以为土地整理专项规划、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在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内涵及其来源的基础上,将其分为自然和现实转化两类潜力。其中自然潜力评价指标从农村居民点整理扩展可利用空间、改善农村生存条件两方面选取,现实转化潜力评价指标则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村建房周期、后备资源状况等方面选取。同时在界定各指标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方法实现了指标的定量化。     

一起风机入口滤网覆冰造成机组停运的事故分析

350MW火电机组在冬季试运期间因低温霜冻天气及一次风机、送风机入口滤网设计不合理等原因造成风机入口滤网覆冰堵塞,锅炉燃烧恶化,机组被迫停运。通过事件分析提出了预控措施,对我国北方高寒地区火电机组杜绝此类事故提供了经验。     

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整治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比较在宅基地置换和村庄归并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制定差别化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政策提供支持。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农户调查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置换模式下,年龄、人口数、房屋建筑年代、喜好房屋类型、政策认知状况以及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户整治意愿的因素;村庄归并模式下,农业收入占比、宅基地面积、生态环境满意度、补偿方式和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户整治意愿的因素;两类模式下,除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共同显著影响因素外,其他影响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研究结论：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农户的居民点整治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新时期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政策应着眼于各区域的客观实际,分区、分类推进,体现出差别化。     

农地整治综合效应诊断指标体系及方法

研究目的:构建能较客观地反映和表征农地整治效应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相关效应诊断模型定量衡量农地整治对区域经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为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支持。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研究结果:将农地整治的综合效应分为资源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和景观效应,分别从这4个方面构建诊断指标;效应的表达用农地整治前后诊断指标值的差异表示,这种表达方式既能体现效应的变化方向,又能表示出效应的强度。研究结论:案例区的实证表明,农地整治效应的诊断指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效应评估的方法可行。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京津冀地区乡村工业用地转型

以京津冀地区样带为研究区域,基于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理论分析,通过横向比较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并总结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乡村工业用地显性转型指标值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不发达的内陆地区降低。②乡村工业用地隐性指数以样带中京津地区和邯郸市两个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为高值呈圈层递减的梯度性。③乡村工业用地转型协调区位于发达的北京市和天津市,隐性转型失调区集中分布在京津两市周边的廊坊市和沧州市,显性转型失调区位于样带南部较发达的邯郸市,转型滞后区分布在不发达的邢台市和衡水市。④冷热点探测表明,京津冀地区样带乡村工业用地转型指数的热点(高值区)呈条带状分布,冷点(低值区)呈抱团状分布。⑤样带各区段所处的乡村工业用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验证了本文所提的理论假设。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各地区应结合乡村工业用地转型不同模式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合适路径。     

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耕地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定量反映和衡量通过耕地整理挖掘耕地利用的潜力,为土地整理专项规划、耕地整理项目设计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研究结果:从耕地整理的自然潜力和现实潜力两方面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在界定指标内涵的基础上采用适宜的方法实现了指标的定量化.研究结论:耕地整理潜力可分为耕地整理的自然潜力和现实潜力.耕地整理自然潜力在评价时,主要从耕地整理扩展可利用空间、提高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与调整产权关系5方面选取评价指标.耕地整理现实潜力在评价时,主要从待整理土地所处的社会经济区位、待整理土地本身的基础设施状况和区域耕地后备资源状况等方面选取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