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

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杨际平汉代的平均亩产，是汉代经济史，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古代可以比较确切地估计的亩产大体始于汉代。对汉代平均亩产的估算，直接影响到对汉以后各代平均亩产和汉魏晋田租额的认定，同时也影响...     

从汉文帝减税说起

中国历史上减税一般从汉代说起。西汉立国之初，久经战乱，穷得宰相坐牛车，皇帝找不到纯色的四匹马驾车。刘邦及后来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基本实行十五税一的田租率，税负较轻。尤其是汉文帝，他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实际税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又免除了百姓一年的田租。汉文帝还将每个成年人每年负担120钱算赋的人头税，减为40钱。     

薄税劝农,与民休息——文景之治

秦代赋敛过重,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新建立起来的汉代惩秦之弊,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从多方面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豪强横行,又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在贾谊、晁错等人的改革下,文景时期大规模打击豪强,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在斗争中,贾谊和晁错先后被豪强势力迫害致死,但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

曹魏时期的田租 ,《三国志》、《晋书》、《通典》均作每亩四升。这一租额 ,在众多的论著中 ,无批判、无怀疑地被引用 ,并被作为展开曹操政权的性质、两汉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等问题探讨的重要依据 ,而且还成了西晋占田、课田以及租调制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对此贺昌群、周国林曾提出过疑议。本文在介绍周国林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从汉代租赋制度的弊病、东汉时期的租赋改革动向以及曹操实行租调制的目的等方面 ,对周国林的见解作一些补充和修正 ,论证“收租亩四斗”说的可能性。而最终目的则是想通过对曹魏租调制的探讨 ,来寻找中国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转型的轨迹     

从秦汉简牍看秦汉赋税制度

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秦汉赋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     

民工近乡潮引发政府担忧

五年来，安徽阜阳市双浮村的范俊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家几百公里的地方生舌。在地方政府鼓励下，他把家里的小块农田租了出去，自己到大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挣的钱相当于种地收入的几倍。     

西汉的减免农业税思想

本文论述了西汉时期减免农业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对我们更自觉地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逐渐减免农业税的决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所见“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新近刊布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第一次披露了有关西汉中期乡级"垦田租簿"的新史料。这份垦田租簿不仅记录了一乡"提封"、"可垦不垦"、"群不可垦"和"垦田"的具体数字,而且还首次记载了西汉中期"都乡七年"应征田亩面积、总田租额和亩收田租之数据,其中对"出田"和"定入田"等也有具体的规定。这为我们深入探讨西汉"垦田租簿"的文书格式和内容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份"垦田租簿"出现了传世文献和以往出土简牍未见记载的亩收田租额等方面的具体数字,这些新材料为我们解决汉代田租征收方式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都乡七年垦田租簿"显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计征。     

三国吴简"旱田""熟田"与田租征纳方式

吴简的“旱田”、“熟田”并不是就农民所租田地的质量状况而言，不是指“受旱和正常收获的田亩数”，也不是指“种植早地作物”和“水稻田”，而是国家征收地租的专门用语：旱田是低产田，熟田是高产田。国家分别制定统一的旱田、熟田的标准亩产量，确定两种统一的田租额，征之于民，用调节农户旱田、熟田数量的方式调节因租种不同质量土地的农户的田租负担，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北宋中期苏州农民的田租负担和生活水平

本文分析了北宋中期苏州农民的公私田租负担、日常粮食消费,进而以现金收入为标准衡量了其生活水平。苏州农民的粮食消费水准较全国为高,公私田租在“拖欠”的策略下,实际负担程度并不高。用以粮价折算的现金来比较,苏州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北宋中期是比较高的。也正是在此时期,苏州才真正成为了“东南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