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制与乡村社会结构的错离：以近代华北区制的变动为中心

清末以来，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华北各县境内形成了介于县制与村制之间的区制，成为近代华北乡村政治体制变动的一大特征。到1930年代中期，华北各县的区制随着地方自治的终结而废止。区制变动的深层动因不能仅在地方自治的困境中寻得解释，它实际上是外来制度安排无法楔入乡村社会的结果。因此，乡村控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导致的后果是区制的教度调整与变动，而没有形成稳定的乡村治理的区位结构。乡村治理的区位，应植根于中国乡村特殊的社会环境，契舍于乡村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区位，而非仅仅是一纸政令下的外来强制性制度安排。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疏离与错位，是造成民国时期区制不断调整的内在深层动因。     

民国乡村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从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乡村可以看出 ,私人、店铺借贷的信用方式主要有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和预卖赊借三类。信用借贷尤其是保证信用借贷较多 ,抵押借贷仅在个别地区占优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血缘、亲情在乡村借贷中的重要作用 ,削弱了债主的苛刻条件 ,但也强化了债户偿还债务的责任和信誉。同信用借贷相比 ,抵押借贷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 ,其中抵押和典当土地是最常见的抵押借贷方式。与以上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方式不同 ,预卖、赊借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的借贷形式 ,体现了买卖交易和高利贷的双重关系     

民国时期上海会计师史话

鸦片战争后，我国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将上海辟为商埠，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重要据点。随着帝国主义在上海办航运、设银行、建工厂、开洋行以及国内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企业的兴办，到民国初年，上海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民国招幌广告

民国时期,招幌这种传统广告形式仍占有一席之地。幌子是行业特征的标记与广告媒介,介绍店铺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     

北京举人村——灵水

灵水村是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所辖的一座千年古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在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间，灵水村不断有人考取功名。明清以来，据有姓名记载，此村曾出过2名进士，22名举人。民国时期，这个小村落曾走出过6名燕京大学的学子。解放后，历年都有学生考上大中院校，一个小村落出现如此多的读书人，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素有“北京举人村”之称。该村也干2003年被建设部评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我国历史上开发西部的经验教训

世纪之交,党和政府确立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它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我国对西部的开发,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今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候,有必要吸取历史上开发西部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可以使我们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中国式商战

五六十年前，古耕虞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古耕虞虽然做的是小买卖，却成了民国时期名列前几十位的富豪。他做的是不值一提的鬃毛生意。[第一段]     

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符号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渗入社会日常生活,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总理(国父)纪念周与纪念日的设置.纪念周是规模最大、频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时间符号,本文从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同时,考察社会各界对纪念周的不同反应以及抗战时期纪念周的特殊功能.由于国民党脱离底层民众,政治腐败,纪念周的推行并未使国民党完全实现对民众党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但总体而言,孙中山符号通过纪念周而得到广泛传输,构成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着1949年后人们接受孙中山符号的新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