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镇化的问题及提升策略

改革开放让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仍存在需要提升之处:城镇化动力的非经济性因素占比较大,需要强化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乡矛盾依旧存在,需要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城镇化进程存在不协调因素,需要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和谐进行.政府需要提升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功能持续加强,引导制度革新,通过制定公平的政策来协调各方利益,消除阻碍市场体制建设的障碍,建立开放、自由的市场意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市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论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论文的主体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基层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论文指出,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的拔根的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质量、保障能力的发展都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也导致贫困地区及弱势群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差异。所以,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进一步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强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体系,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地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政策的水平。     

教育驱动的县域城镇化与规划政策反思

县域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在一些户籍人口规模大的县域,县城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是保障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而教育设施至关重要.通过剖取皖北太和县重点研究,发现该类县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基础教育驱动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景观,现象背后折射出农业转移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用时空成本换代际流动的诉求,即该类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农村学生家庭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发生了从"半耕半工"向"半工伴读"的分工模式转变,家庭成员因就近陪读和远距离务工相结合而呈现横跨乡村—本地县城—异地大城市的时空离散.以教育为媒介,上一代在付出巨大时空成本的同时,下一代进行着"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的社会习得,积累融入社会阶层体系的文化资本,乃至以考学作为通道,实现基于代际之上的城镇化.研究对于具体规划实践中,认识县域城镇化的特征趋势、扩大县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中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治理问题越来越倍受关注,如何解决垃圾分类问题已成为环境整治的关键.本文基于蚌埠市377份样本数据,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受到受教育水平、垃圾分类意义了解率、垃圾分类麻烦感和分类技能等四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居民的分类行为受到意愿、分类设施和技能三个因素的显著影响.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路径研究

农业现代化有助于带动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吸引投资等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扩大消费市场,增强居民的消费水平,对于农村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等的建设有积极作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在相互作用下形成耦合发展的互动关系,为了发挥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需明确其耦合协调机理,创新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正向耦合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     

强化特色产业培育 推进城市能级提升——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打造“浙中历史文化名城”

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围绕"浙中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目标,紧抓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金义都市区建设打造、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机遇,切实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深入弘扬文化传承,着力推进城市能级提升,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强化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培育。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选取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研究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不高，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长江经济带金融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稳步上升，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转变；长江上中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发展度差异明显，下游地区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经济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上海和贵州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超前于新型城镇化水平，其余各省市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