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审计署审计中央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审计结果公告,以2008-2016年满足条件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入手,探究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审计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二者的关系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减持行为与股价的相关性探讨分析

文章以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为事件研究,对减持窗口期的股价波动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事件印证了流动性溢价理论,即窗口期股价下跌与股票因供应增加造成的流动性增强之间的替代关系。据此推断大股东减持隐含于公开市场中的股价操纵特征是推高出货,但在整体股市上行的预期下,大股东利益攫取同时转移向小股东的风险却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即大股东减持造成的股价下降幅度减小,且在窗口期过后的股价上行恢复速度加快。     

“强监督”还是“搭便车”：自然人大股东如何影响企业专利质量

通过构建改进的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自然人大股东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其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作为“强力监督者”，自然人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提高。但因为其角色由“强监督”转变为“搭便车”，故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经理人和研发人员的监督，减少其控制权下投机性创新策略，提升其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风险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这一行为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会显著增加企业风险;进一步引入企业产权性质和质押股份性质两个解释变量,检验产权性质不同和质押股份不同的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控股或国有背景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限售股,当质押股份为流通股时,企业风险更高.     

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检验

以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治理机制为理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多个大股东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存在何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拥有多个大股东的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结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遗漏变量以及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同时,在大股东间持股较为集中、非控股大股东数量较多的公司中股权资本成本较低,进而证明了多个大股东间监督假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性.据此,提出优化股权结构以及完善外部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大股东解禁事件研究

大股东解禁前后超额收益明显大股东解禁前后市值管理需求大大增加进入全流通时代以来，大股东手中的股权因为流通权而获得了更大的价值。我们通过对2009年以来历年的上市公司或其股东进行增发、并购、质押以及减持的事件数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市值管理需求逐年增加，2013年IPO重启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