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支持、女性劳动供给与中国性别工资差异收敛−基于性别分工的视角

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年深日久,但相比世界很多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反而很高、性别工资差异也较低,中国文化中长期承袭着父辈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传统可能是缓解女性劳动供给约束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考虑父辈代际支持的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父辈时间支持和经济支持对子女,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父辈的时间支持明显缓解女性劳动参与的时间约束,提高其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但没有发现对男性有显著影响,故有利于性别工资差异收敛;而父辈的经济支持均未发现对子女的劳动参与和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此外,对城乡进行区分后发现,父辈时间支持对城镇女性的作用比农村女性更强.文章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和性别工资收敛性的理解,对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也有一定启示.     

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的供需协同

2020年以前,中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调节都经历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主张的交替过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共存过,主要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在2020年后的中国,供给与需求均被关注、强调.二者之间除了具有对立性,在社会背景、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双方能够发挥协同作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中国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供需双侧发力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同时调节,使供需双侧发挥协同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双循环体系的构建和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     

创新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创新原理、思路与要领的探讨

紧紧抓住创新的"第一动力"和乘数放大效应,引领超常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优化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和内在要求.本文从创新的意义与相关学理剖析入手,从新供给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切入,提出经济发展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的理论模型与量化表达,形成以"守正出奇""守正创新"支持高质量发展潜力释放思路要领的框架性认识.结合中国当下发展新形势,以创新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这一命题,指出需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针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客观要求,从国土开发顶层设计入手,动态优化各地定制化解决方案,并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要求,以宜居宜业改善民生为核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把握好制造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发展,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城乡一体共赢.此外,要抓住已涌现的"一带一路"建设与"新老基建"等发展机遇,注重新型城镇化中的有效投融资,西部城市需在应对挑战中把握后发优势,以"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组合打开活力潜力空间,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弥合"二元经济"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之现代化愿景.     

基于AHP-TOPSIS模型的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研究

依托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TOPSIS模型对京津冀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了员工制、准员工制、培训学校、中介制四种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不同类型家政机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改善的针对性建议,为家政服务人力资源供给质量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正常,我国的农业发展也步入了一个新时代,现有的矛盾已从供给总量的不平衡转变为供给侧结构的矛盾。因此,农业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为了在新形势下稳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农业升级转型的必然途径。金融资本作为重要来源,也是农业供应方面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此,要把握机遇,在农业供应改革方面发挥金融的作用农业供应方面,它不仅能使金融业发展和创新,也可以创建新农村农业发展势头,创建一个新形势下的农业现代化。     

“互联网+流通”背景下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发展对策研究

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流通设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为顺应“互联网+流通”发展趋势，国际通行做法是在将传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型物流中心等纳入基础设施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公共信用平台、信息平台等的建设。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的效用模型和博弈模型及其实证检验表明：政府应重视并改进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机制，提高实际运营主体投机取巧的成本，完善考核、奖惩等机制，以提升流通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履行公益性承诺的意愿；而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消费者社群等亦是重要监督力量。优化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供给的现实路径包括：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直接支持效果，分类、规范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共建流通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健全地区规划与协作机制。     

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遭到抛售,全球陷入流动性恐慌。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力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由此也导致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与西方国家无节制的政策扩张不同,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出了“跨周期调节”,以助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广西养老资源供给研究

目前,广西正处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解决好养老问题既是满足老年人安享晚年的现实需要,也是助力广西社会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解决好养老问题,关键在于养老资源的供给是否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探究影响广西养老资源供给的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好或拥有养老产业发展优势的城市对养老资源供给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