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顺周期实施效应特征与基本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抵御外部风险、稳定经济增长,我国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策设计愈发重视反周期相机调控理念.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不完全满足反周期特征,导致调控结果与初衷存在背离难题.为厘清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周期特征,本文引入多频谱分析,以极大似然小波分解(MODWT)剔除序列趋势成分的扩张效应干扰,利用带有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回归模型(TVP-SVAR)分析我国预算收支和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预算收支变化与经济周期趋同,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具有顺周期性.具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一个单位将导致预算收支分别同方向变化0.7及 0.05个单位以上,预算收入变化一个单位将导致预算支出变化0.9个单位以上.本文还证明,预算收入的顺周期属性是导致支出与经济波动顺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讲起的经济周期分析法

宏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济周期理论对提高经济分析能力有较强的指导性作用,但前人对这一理论经济学领域并未进行较为完整的梳理。以太阳黑子理论、康德拉耶夫长周期理论及熊彼特三周期嵌套理论为理论基础,总结出一套较为通俗易懂的经济周期分析方法范式,升华经济周期理论,使其更适应现代经济学发展方向和特点。     

全球银行业面临转型压力

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后,有迹象表明,银行业已进入经济周期的后期阶段:交易量与营收增长放缓,2018年的贷款增幅仅为4%,进入谷底;收益率曲线也趋于平坦。此外,虽然银行业估值有波动,但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再次减弱。其他行业也经历过类似周期,但银行业的情况略有不同。     

新冠疫情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与思考

"疫情突发、全球扩散",无疑成为近年对全球影响最为重大的黑天鹅事件。疫情引发全球不确定风险加剧的同时,也将对商业银行的短期经营发展乃至长期商业逻辑产生深远影响。银行业作为高度顺周期行业,既要关注全球疫情扩散带来的直接影响,更要高度关注其背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演变与政策变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充分把握宏观经济周期运行趋势,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良币驱逐劣币"的基本职能,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微观主体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商誉存在顺周期效应吗

本文采用2007-2017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作为分析样本,实证检验经济周期对商誉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研究发现:(1)在经济上行期,商誉变动额显著增加,表现为商誉顺周期效应;(2)商誉减值在商誉顺周期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经济上行期可以通过降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以促使商誉变动额增加,而并购频次和并购溢价在经济周期影响商誉变动的路径检验中不显著;(3)当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完善、处于轻资产行业或成长期时,商誉顺周期效应显著减弱;(4)拓展性检验表明,商誉变动额促进了个股收益率的提升,但经济周期会抑制这一促进作用.本文明晰了商誉顺周期效应的影响路径和情境特征,丰富了经济周期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     

货币与经济周期: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降, 以明斯基 “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色剑桥经济增长周期模型, 发展到八九十年代之后的各种内生货币理论和金融不稳定性理论, 货币和金融要素逐渐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当中不可或缺的独特要素。 后凯恩斯主义一方面从投资融资切入引出货币金融, 从经济扩张期间投资利润现金流入与债务偿付现金流出二者之间的失衡所产生的金融脆弱性和 “动态不稳定性” 视角出发, 描述了 “稳定孕育着不稳定” 的基本周期的循环交替; 另一方面则从更广泛的市场内生动态与政府干预等阻遏性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作用着眼,从金融制度的长期演变所产生的 “结构不稳定性” 问题出发, 刻画了超级周期的更迭演化。 货币与金融在这两种叠加的周期循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构成了 “动态不稳定性” 与 “结构不稳定性” 动态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