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

本文旨在从现代企业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角度探讨企业家控制权的理论内涵、作用机理和市场配置 ,并进一步引伸对我国国有企业现实问题的解释意义。本文认为 ,如同报酬一样 ,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 ,就是把企业控制权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制约程度作为对企业家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 ;企业家控制权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动态调整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 ,这是产生“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问题的根源 ;自增强理论可以从深层次说明 2 0年的改革仍不能使得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原因  

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277家企业调查的数据,确定了测量中国企业家能力的四个维度:战略能力、管理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社会关系能力,并对企业家能力差异性之根源,以及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经验数据表明: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将受到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背景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关系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企业家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贡献十分有限,其主要功能在于培育组织能力。  

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

本文在张维迎给出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将企业家形成的个人资产和能力扩展到经验领域的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和能力获取过程 ,这样 ,将张模型中企业家形成的财产约束转变为动态的企业家能力获取过程。由此 ,将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假说扩展为在企业家创新过程的能力获取成本下自我甄别的企业家学习模型。并进一步给出市场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行为模型 ,企业家行为模型旨在描述在国有企业企业家甄别机制扭曲或失灵情况下的政府—企业家联动机制。  

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强调对于企业控制权的控制,而淡化了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租金创造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逻辑分析,提出公司治理实质上包含着朝向企业家精神的保健机制与激励机制,其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绩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上市家族、国有企业的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就家族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保健机制则表现为不作为或失灵;就国有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无显著影响,保健机制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较为显著的“倒U型”作用。  

财富、企业家才能与最优融资契约安排

本文认为企业家是企业发生的逻辑起点 ,是最初的“中心签约人” ,因此力图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家的融资行为。我们证明理性的企业家往往会将企业残值的优先索取权让度给外部投资者 ,从而否定了关于“投资者是最后的剩余索取者”的先验观点。在认识到“提供担保服务”是企业家自有资本的基本功能的基础上 ,我们揭示出一些关于企业家选择融资契约的规律。最后 ,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即便未受财富约束 ,企业家也不会完全依靠自有资本来创业 ,因为很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家自有资本比例。  

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

本文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 ,其中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 ,我们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南方模仿的效应。在我们的模式中 ,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 ,一国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一国的增长率。  

企业家行为激励及报酬机制的改进

企业家工作具有特殊性，其工作成果具有无形性和不可直接准确测量特点，在信息分布不对称和企业家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对企业家行为进行激励是最优选择，报酬是激励企业家行为的重要手段，现行企业家报酬结构是多元的，中美两国企业家报酬结构不相同，一方面说明中美两国企业家生存环境和传统路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继承注重短期传统的同时，应借鉴国外注重长期激励的经验，从激励手段，政策创新，改革方法，机制完善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家报酬机制进行改进。  

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一个基于企业家的解释

关于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企业家如何定位，到底肯定还是否定了企业家以及制度缺失等问题，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客观评述，认为民营中小企业家在制度创新时不应只是简单地退休到“幕后”－交出经营权，而是应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因此本文把企业家创新视为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核心部分，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路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