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向近代银行演化的制度分析——基于山西票号衰亡的考察北大核心

金融是货币与信用的融合,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杠杆,在促进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其中,尤以金融组织的转型和金融制度的嬗迁备受关注。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依附于农业和传统商业的传统金融业不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金融需求,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制度以推动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浅析近代天津金融机构运行对当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启示

历史的每一次变迁都离不开金融活动,尤其是在贸易活跃的区域,往往伴随着金融的创新与繁荣。自1860年开埠以来,天津一直承担着物资交换与商业贸易的枢纽功能,在经济金融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曾为华北第一大商埠和北方的金融中心。然而,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后,相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天津的经济金融发展逐渐与金融中心的发展定位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国内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天津曾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而今,这块土壤却显得缺乏一些活力和营养。本文从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入手,浅析近代天津金融机构的发展情况,根据其兴起与衰败的变革,探索金融机构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提炼出历史经验对当代商业银行发展的启示。     

山西票号的内部控制研究

近年来,企业披露虚假财务信息现象屡增,财务欺诈案件频发,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待加强。山西票号辉煌一百多年,留下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其内部控制文化尤其值得称道。本文分析、总结和评价了山西票号在实践中成功运用内部控制进行管理的情况。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阐述研究背景。该部分从近年来频发的会计丑闻入手,分析会计丑闻的出现与内部控制缺陷之间的关系。第二,介绍了山西票号的内部控制方法的特点,具体包括票号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情况,人事管理机制、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和惩戒机制的特色。第三,在前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山西票号内部控制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启示与经验。     

诱致性动因下的山西票号变迁及现代启示

从市场需求带来诱致性变迁角度对山西票号的变迁、变迁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给票号发展带来的路径依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近代市场变化与企业行为的匹配趋势,并提出主动创新和系统思维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山西票号身股制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身股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股份,仅仅是一种分红权。简单说就是基于一种身份而享有的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身"是身份,"股"是分享的比例。身股分为顶身股和故身股,顶身股的特点是,身股和银股并重。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即经营者可以凭借"人力资本"入股,与资本所有者共享经营利润。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对当代企业的运营与管理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票号晚期的“保守”误区及历史启示

票号衰落是票号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少著述在分析票号衰落的原因时都把"思想保守"、"故步自封"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对待①,以致"票号保守说"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学界在论证票号晚期保守僵化时采用的论据并不充分,而且不少史实表明,票号在面对社会经济巨变时并非一味守旧,相反作了不少变革努力和尝试,所以,对票号保守的观点有必要作一重新检视。     

中国近代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和银行的分析及启示

在新式银行出现之前,我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以钱庄和票号为主,票号由于保守,不改革,逐渐衰落不复存在,钱庄由于适时改变自己,在前期一直维持生命力,得以与银行并存并发展,后期由于自身和社会大环境的原因在与银行的竞争中逐渐衰落。近代中国银行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作为符合社会潮流的新生事物,银行业蓬勃发展,代替了钱庄和票号,延续至今。本文分析了中国近代的三大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和银行,并由此总结一些启示。     

晋商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

作为一大商帮,晋商的业务多种多样,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票号.票号是晋商首创的一种通商模式,也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 "逼"出来的晋商票号 票号也叫票庄或汇兑庄,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可以说是晋商的一个代表,其诞生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     

解放前兰州钱庄和票号的消融

在兰州近代金融史上,钱庄、票号作为重要的金融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兰州地处丝路要冲,自古以来,商贾贩客络绎往来。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及货币经营资本的作用日渐显著,而以货币经营资本作为对象的旧式金融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囿于传统的落后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钱庄和票号这两种金融机构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日趋衰落直至消亡。     

政府监管、产权界定与路径依赖——以中西方早期金融演进机制为例

前近代化时期,传统典当和货币兑换商向近代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演变过程中,中西方早期金融发展路径出现分叉。文化意识形态、政府监管、产权界定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变量因素。中国社会"皇权至上"文化理念下的官商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扭曲的人格和经济关系,最后使金融发展"锁定"在无效率或效率低下的路径依赖。英格兰的社会环境赋予商人独立的人格和合法地位。英格兰银行很好地保持了与政府、议会以及民众的利益平衡机制,并带动了金融业的良性发展,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