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原因探析

陈独秀一生有五次被捕的经历，在五四运动中的这次被捕，是其第二次身陷囹圄，发生在曹妆霖、章宗祥、陈宗舆三个卖国贼被免职的第二天。6月11日，学生运动风潮初定，北洋定阀政府为什么却在这个时候逮捕他，并在“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的情况下将其关押长达三月之久？本试图对其中的原因作一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经营之路

1988年，我到北大和清华去做学术报告时说，如果“五四运动”时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除了提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之外，还提出两个“伊先生”(Economy，Education)，那么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     

创造第三次思想繁荣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思想繁荣，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白话文运动兴起的时期。研究这两次思想繁荣的发生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它们恰好发生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进的转型时期；而五四运动的前期政治准备则是1911年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封建帝制，使中国处于一次新的历史转型的十字路口上。社会制度转型迫使人们去思考，而转型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为人们写什么说什么提供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空间。     

天生的大学校长罗家伦

<正>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的命名者。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8年8月,31岁的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8月,罗家伦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试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发展方向。研究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准确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源起、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源起问题为研究起点,整体审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问题,以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追寻近代民族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逢五四运动90周年，把历史和现实对接，是为当下和明天寻找精神源头。 相对于青年学生的激情呐喊，一代才俊对诸如民主和科学、文言和白话、传统和现代、器物和精神的激辩，近代企业家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甚至被遗忘，精神资源被忽视已久。有论者感叹今天在宜昌居然见不到卢作孚的纪念碑。     

中国：列车仍在旧轨道上奔行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由器物而至制度，再由制度而至文化，直至追溯文化传统之根源，如五四运动。而眼下中国社会转型陷入困顿的种种经济、政治、文化纠结情景表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化解这一冲突的途径和方法？三十多年了，我们依旧习惯于将中国社会变迁视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看到它其实是延续了150年之久的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型的一部分。轨道的前方．仍看不到尽头。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可以称得上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和另两位日本“海归”章宗祥、陆宗舆会成为民国时期三大最著名的卖国贼。     

“启蒙”背后的历史

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早已成为一个经典的阐释范式。然而，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启蒙”到底从何而来？当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五四运动称为一场“启蒙”运动时，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这一问题似乎仍未得到充分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