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效率的三个维度：自由、道德与正义

8年前，樊纲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不道德”的经济学》，从而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伦理问题的大讨论。经济学把“自利”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预设，似乎是一件无可挑剔的事。甚至连茅于轼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遵循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也许，它反映了人们对“休谟法则”的深信不疑：我们不可能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1739年，休谟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提出不可能从“实然”推出“应然”的著名论断，被道德哲学家黑尔和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称为“休谟法则”（Hume‘s Law）。1785年，《人性论》发表约50年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为他的“道德律令”做了如此诠释：“我们确实不理解道德命令的无条件实践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对一种力求以其原理来达到人类理性极限的哲学来说，也只能作如此程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