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脑壳”的生产性参与

中国文明是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农耕文明,而农田水利状况则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最重要的特征和制约条件,因而,以农业水利的特点来反应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性质也就成为学者的一种学术自觉。无论是魏特夫基于大江大河的治理中需要国家权力的强力动员而得出"东方专制主义"的结论,还是杜赞奇依据在地方水利管理中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而描绘出的一幅"士绅社会"的图景,海外汉学研究者以农业水利作为展示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的一个切入点,以此开拓出了一片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正因为此,农田水利的研究就不仅仅只具有其本身以及现实对策的意义,而往往是一个更宏大学术命题的隐喻。然而,与海外汉学研究急于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之上而得出一个整体中国的结论,进而最终皈依于理论的逻辑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地肩负着认识中国农村的使命。如何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以不同区域农田水利的特点来揭示不同区域农村社会的性质差异,进而为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并不唯一、但却重要的认识和研究路径,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本组笔谈是一些从事农村经验研究的学者在近期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文风朴实、直白但却意味深远。贺雪峰以排涝水利和灌溉水利的差异入手,讨论了由此决定的村庄对国家权力进入的不同期待,从而为南北方村庄性质的理解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郭亮则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国家权力进入与排涝水利成功与否的共生关系,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指出了国家意识在北方村落中表现更为明显的根源;吕德文在"国家———社会"传统的分析框架下引入了"集体化"的视角,以此来解释川西平原农田灌溉良性运作的逻辑,展现了他所谓"第三种水利社会"的特征;李德瑞则以一起具体的水利纠纷破题,展示了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和集体力量退出所引发的农村排水困境;熊万胜则基于对川西农民在围绕水利灌溉收费中集体行动的观察,对其中所体现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充满期待。本组笔谈以水利为主线,为读者展现一个具体而灵动的农村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