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之路

2002年的5月份，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但上访的农民并不找我。我穿吊带装，染红头发，戴奇形怪状的手饰，偶尔还喷洒名贵的香水，在办公桌上摆放鲜花，在办公室里听布兰妮的《Babyonemoretime》。那些衣衫褴褛的上访者带着汗臭味进入我善于审美的双眸时，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闪念的空间，即使是在轮值的接待日，我仍然无法完整而又认真地去倾听上访者的语无伦次。我真正接触上访者始于2003年的元旦，上访的找到我，我保持距离，上访的告诉我在东庄上访村有人冻死了。这一天是新年，我在收发短消息，跟朋友们互道新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