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是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核心问题。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应考量自由、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因素。我国目前确立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定应当结合实践、经济学和比较法上的经验，将民间借贷以主体为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法。对于一般民事主体为借款人的借贷，在利率规制模式的选择上宜采用客观主义模式下的“硬上限”，其利率上限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对于商事主体为借款人的借贷，灵活运用“软上限”的规制方法；对于放债人借贷，其利率规制应由专门性法规单独加以规定，不适用一般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的借贷利率上限。     

民法典编纂中的民事习惯调查:历史、现实与方案

在现已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民事习惯被赋予补充性法源地位,然而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笼统,无法准确知晓民事习惯的具体内容。清末民初两次民事习惯调查的组织经验和调研方法对于民法典编纂不无借鉴意义。当前民法典编纂启动民事习惯调查存在现实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体现在民事习惯作为客观事实、民事习惯与民法典之间关系以及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三个方面。从调查机构设置、调查章程、调查人员、调查经费、调查程序、内容及期限等方面可以大体勾勒出当前民事习惯调查的总体方案。     

我国当前民间借贷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本文从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要求、民间借贷的利率和利息、民间借贷的担保、民间借贷的其他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等方面,对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立法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的民间借贷立法存在着体系不完善、协调性差、规定模糊、利率不合理、监管缺失等不足,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民间借贷的法律边界探析

民间借贷,是指在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所进行的借贷活动。民间借贷主要是伴随着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凸显而日渐发展和蔓延的。民间借贷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具体应从借贷主体、借款用途、贷款利率和借贷手段等四个方面来加以认定。     

编读交流

编辑老师:我读了本刊今年第1期“败走麦城”栏目的文章,就其中孙大午案,有点疑问,我反复思考,仍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个人办企业,因缺资金,从民间借钱。借钱的时候打上借据,约定到期还齐本息。利息根据关系和信誉各有不同,一般为5-20%月息。请问这是不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什么是“非法向职工集资或非法向社会集资”的行为?孙大午向律师咨询过,他的借贷怎么是违法的?而且又是律师没有想到的呢?是不是从民间借款或向职工借款超过一定数额界线,或者借多了,把用于投资以外的钱,以给付利息(群众存款)的形势,存     

民间借贷市场可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

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现有金融制度存在不足,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却有大量民间资金闲置,诱致性地促动民间借贷制度的产生.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内生于中小企业经济环境,揭示了民间借贷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持,我国应该进行金融制度创新,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发展民间借贷市场,使之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合理、合法、公开”地发挥作用,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2008问题解答之七（054～058）

054．企业向个人借款是否合法？企业向个人支付的借款利息有何规定？ 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第3号）的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款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21号）规定,     

我国民间高利贷现象探析

我国民间高利贷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包括：金融双轨制、过山车式的财政政策、普遍的暴利预期、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益链条及过度投机活动等。高利贷长久以来一直以负面形象出现，需要辩证分析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为化解民间借贷“高利贷化”之困，既要区别对待民间高利贷现象，又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如利率市场化、民间借贷市场的监管与自律机制等。     

中国古代戒指文化小考

戒指在中国传统汉文化中，其最早是宫廷中妃嫔戴在手上用来起区分、辨识作用的一种标记。同时，由于“环”与“还”谐音，戒指作为馈赠，还有期待“早日还乡”之意，也因其“循环无终极”的属性，寄托了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情愫。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与对外交流的频繁，佩戴戒指作为一种胡俗，逐渐被汉族人所熟悉，但在魏晋至隋唐期间，戒指往往和鬼魅及灵异事件相关。同时，由于戒指大多以金银或名贵宝石制成，其也往往被作为礼物或赏赐使用。至宋代，戒指开始在民间作为婚姻聘礼的三金之一，直到清代，戒指才在宫廷嫁娶聘礼中正式登场，并在清末民初再次西风东渐之时，被汉族人所接受，成为大众订婚之纪念品。     

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的难点与对策

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已经开展几年,如何建立完善民间借贷监测制度,在实践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关建议与时策.     

我国民间借贷相关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也大体如此。具体到金融领域就是政府通过绝对控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导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则基本被排斥在官方金融体系之外，其结果是一方面民间资本被禁止或变相禁止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求资若渴却告贷无门。民间借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应市场需要日益活跃兴旺的，它通过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三农”，为民营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奇迹”的创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近年来，民间借贷呈现规模迅速扩大、资金来源日益广泛、利率不断攀升等新特点，带来了借贷纠纷和案件频发、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国冢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新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制度的越位与缺位，即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和民间借贷缺乏法律规制。因此。解决民间借贷问题需要从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化建设等方面努力。     

关于神木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分析了“神木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经济模式单一、过度开采资源及民间借贷过度发展是导致神木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应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拓宽民间投资渠道,用活金融资本手段,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民间借贷危机及防范对策建议——以中小企业民间融资为视角

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不力以及法律监管存在漏洞造成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引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这不仅造成中小企业财务危机,而且还将风险波及银行系统和实体产业。为解决民间借贷危机、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必须建立健全正规金融体制,消除融资“双轨制”,完善民间借贷监控体系,从适度干预的角度促进中小企业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     

民间借贷与资源折股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其融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向亲戚朋友、企业员工借款，也有的甚至会向“地下金融市场”融资，北京的东方爱婴中心就是一个向亲朋好友借资创业的典型案例，而本的另外一个案例，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民间资金相当充裕的沿海发达地区，运转流畅的“地下金融市场”的融资循环链。     

民间金融较银行信贷存在的比较性优势——对中山市民间金融迅速增长的思考

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银监会大力推动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提出了“两个不低于”的监管要求,小企业信贷规模也有明显增大,但仍存在“小企业贷款金额不足”的问题。大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与现实的需求差距较大,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仍然以民间借贷为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银行对小微企业的“主动放弃”,另一方面是民间金融较银行信贷存在的比较性优势。通过分析民间借贷与银行信贷此消彼长的原因,进而对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提出建议。     

温州民间借贷研究:1978～2015年

本文从温州民间借贷1978~2015年有关数据出发,通过实地考察及数据整理,研究发现,民间借贷利率的走势及结构的变化与国家市场化改革路径、国家宏观调控、通胀或通缩等因素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温州当地"低风险实质借贷"与"高风险投机借贷"并存的现象与当地"重商主义"的社会文化有关。研究进一步发现,温州38年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从最先快速发展的活跃阶段进入到现阶段的互联网化、技术化、理性化、转型化"四化"阶段。在论文的最后大胆地做了一个基于方向性的未来预测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让民间借贷阳光化运行

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正规金融尚不能百分之百满足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因为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和监管措施。相应的也伴随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应当尽快颁布相关的法律,让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正规金融机构应切实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解决企业的“民贷依赖症”;政府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当放松利率管制;最后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加强监管,让民间借贷阳光化运作。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的张力和博弈

近几年来,浙江宣判了多起集资诈骗案犯死刑,特别是吴英案,在法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法律规范基于维护金融监管秩序、促进融资行为的信息披露、培育市场信用的目的。对草根金融实施“高强度”的监管政策。然而,作为具有民营企业“输血功能”的民间借贷,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融资瓶颈,促进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凸显。二者如何协调,是法律规范继续指引法律实践。抑或是法律实践推动立法的改革？笔者试图在私法自治与公法管制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重构相关法律规范。予以民间借贷合法化并辅以相应的监控制度达到缓和民间借贷法律规范与法律实践间的紧张关系。     

地权冲突与秩序重建——清代“湖团”案研究

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北铜沛原居民与鲁西南移民之间的湖田权属之争,实质为排他性民间地权观念与国家产权法理的冲突.在无法回避此矛盾的背景下,被钦定调解此案的曾国藩决定重建权威秩序,做出按是否安分守法这种国家标准对土客重新排队划界的仲裁:“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实践中,曾国藩以保障各方财产权和生存权为前提,既强化国家法理的至上地位,又尽可能顺应民间“私情”与尊重“共有的习惯”,通过确认合法产权与重新分配权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多方共赢.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为何在昆明——基于城市地理的视角

滇越铁路通车,昆明从往昔的西南“后台”走向了中外交融交锋交汇的“前台”.各色商旅、机构、货物、信息潮水般涌进昆明.随着城市体量增大、城市功能日趋繁复,近代昆明的电力需求一触即发.作为云贵两省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昆明能为电站建设聚合相当的力量.电站建设于清末民初,经历了辛亥革命、清帝逊位等重大历史事件,因为远离辛亥革命中心——武汉,电站没有经受战火冲击,不至于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