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七十年的回顾

在中国,“科学”与“民主”被戴上一道儒学式的宗教光环,不容你反思、怀疑、批判。它们得到了不应有的殊荣。启蒙不是现代人对古人的发牢骚。五四知识分子没有用更新的方法,没有以更高的文化视角去对待传统,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超越五四的底蕴所在。     

现代性与传统的思考

本文从现代性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局限性作了反思、作者并对他们的单线进化论的方法论、二元对立价值观,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单向度及平面化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五四主流思想得之于启蒙,失之子认识传统的维度不够.     

现代性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运动——与《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一文商榷

本文从对现代性话语反思的角度入手,对建国头30年来反复出现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文化运动进行了宏观的考察。指出了它们与现代启蒙话语、与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之间的内在联系。     

心情与联想——跨国公司和中国社会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制度法规和人的生存状况.可是,更重要的是它将如何改变中国的精神方向?不能任由跨国公司把我们带到丧失我们精神历史的未名地!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要从与权、商勾结的网络中解救出来,更要从痴恋科学、技术、物质的百年迷思中挣脱出来.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包袱,它包含了诸如西方、民主、科学、真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制、公民社会等一套又一套话语.这套观念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理解的?又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反思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了.     

启蒙的反思

以前说儒家是游魂,现在看起来,正因为它碰到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所以它不必借尸还魂,一切世间的组织、结构、理念、行为、运动,都是它发挥法力的道场,因为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存活、发展和充分的自我实现。"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那种把启蒙价值当作"真理"来接受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一种"观念的暴力",它不可能接受对这套价值的任何批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种关于启蒙价值的现代迷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以"对日新思维"为例

"对日新思维"在战后中日关系的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并无其自称的"革命"意义,它不过是对日本既拒绝承担战争责任而又追求经济扩张利益之"蔑视中国观"、"市场中国观"的公然承认和理论化传播.这种承认和传播造成了表面化的中国对日外交被动和国内政治紧张,乃研究国际政治思潮后殖民状况最直观、最具启发性的实证.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历史连续性的揭示,对帝国精神与后殖民依附性话语关系的批评,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和主体性重建的必要知识过程,也是直面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关键性关联

安东尼奥·葛兰西通过对自身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意大利革命运动失败的反思,提出了著名的以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而在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过程中,葛兰西尤为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高度重视有机知识分子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全面理解,以求探寻"有机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导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启蒙.五四在80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至今未达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企业文化是政治思想工作的有效载体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形态及其精神财富。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学派,是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管理学家总结和比较了日本与美国企业管理经验,基于对古典管理学的局限性的反思而提出来的。     

文史天地

李慎之: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乾卦诠释中融入启蒙精神的儒家思想——以《周易外传》和《周易内传》为中心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依旧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同时又有启蒙精神的萌芽.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依旧是小农思想主导的自然经济,启蒙精神并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的时代精神,而是在历史潮流中潜存下来,并在中国近代戊戌时期得到全面的启动.对船山《周易》乾卦诠释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我们会发现,船山的儒家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启蒙精神,其儒家思想是融入启蒙精神的儒家思想.这一启蒙精神,是在中国明清之际话语系统的中的启蒙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启蒙精神,并不能通过其自身的发展,而形成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     

农村里的艺术行动

正2003年,我受民进党籍的嘉义县长之邀,担任文化局长。县长是位乐于专业授权的政治人物,嘉义县又是我没去过的地方;就凭这两个天真的判断,我接受了新职。但是,文化局长的专业与职责是什么?一上任,这问题便萦绕心中。我只清楚,对于知识分子常有的启蒙式与菁英主义姿态,我会保持谨慎。作为农业县,嘉义有几个让政治人物焦虑之处:人均收入最低、人口老化程度最高(也意味着青壮人口流失最严重)、工业产值在台湾中南部最低、人口分散(也就不易集中施政)。这些特点却让我感到新鲜。     

五四精神在当代青年学生中的传承

五四运动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行动主体的一场爱国运动。其所蕴含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五四精神,在中国百年的发展中从未缺席。在青年代际之间有效传承这种精神,深化当代青年学生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践行,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

五四时对人格的尊严,对人的自由,对学术的独立探讨精神,这些价值正是当前我们开发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发展有创见性的理论思维、道德理性和精神价值的必要条件.从五四开始80年来,自由主义是最珍贵的传统之一.我们如能扎根中国现实,对西方各种派别的自由主义进行全面、充分的认识,并且对它确实要有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的能力.这种自我调节甚至自我批判意识的出现,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大有裨差.世界的多元化应该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承认一些基本的共同的现代性,比如法治、民主、人权、自由、宪政、理性……这些是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应该分享的现代文明成果.在这个前提下,各个民族和国家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共产党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江泽民强调,共产党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里讲的文化,我理解就是在一定社会中与经济、政治相应的那种文化,它是由该社会的经济、政治决定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阶级话语的消逝

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续了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五四遗产的反思

只要对“五四” 为后来所作的文化定向,同其后几十年间中国文化现实的关系作连贯性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以至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主要潮流、主要倾向的文化根源的许多秘密.     

启蒙精神的自我毁灭——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在历史上起过积极进步作用的启蒙精神却无可避免的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自身出发,寻找启蒙自我毁灭的根源,他们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由此启蒙精神走向了自我毁灭.与此同时,笔者也指出了这样的批判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五四”曾经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进入了政治史关注的视野,也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扮演着代言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角色。但以往的“五四”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把政治和社会运动与“个性解放”的话语对立起来加以论证,以突出“五四”作为中国革命悲剧性命运开端的地位。这种“思想史分析”框架一度广为流行,成为对抗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据。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五四”个人启蒙遭遇挫折的一面,有可能遮蔽将“社会改造”的探索作为“五四”另一个内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从而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历史视角衡量“五四”的意义,最终忽略了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更重要的一些面相。     

“你将以眉尖滴下的汗水换取温饱”

在极权主义文化环境中,苏联导演塔尔柯夫斯基(1932——1986)是作为“事故”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他富有诗意哲理的影片,从某个迂回、深邃的角度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在一种夸大其词、道听途说的文化气氛中,塔尔可夫斯基坚持认为只有用自已的真切体验得来的真理,才是可靠、可信的。该文分析了在这条与众不同的方向上,导演如何通过自已每一阶段不同的作品,实践了艰辛而伟大的精神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