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融资约束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活动中,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2009年至2020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为研究基础,从股权制衡角度研究国企混改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混改”中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变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存在转折点。当股权制衡度小于22%时,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难以发挥,“混改”并不能缓解融资约束的问题,反而会加重这一问题;当股权制衡度超过22%时,非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国有股东形成一定的制衡,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即混改的制衡效应会给融资约束带来先增后减的“U”型影响。文章从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非国有股比例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阐释了国企混改的现实经济意义,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制,适当增加非国有股的比例,寻求合理的股权比例分配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分红——兼论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分工动机已成为国企改革中一直未能有效克服的顽疾,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的治理绩效的提升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其中能否改善公司的财务政策、提升公司的分红动机?本文以2008-2014年的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手工收集的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委派高管人员比例,检验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分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地提升国企分红的倾向和水平,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同时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分红的提升效应是通过降低国有企业内部代理成本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表明,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竞争性行业特征能够对上述影响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从非国有股东治理的角度,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公司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试点和加速阶段。国企混改主要有引进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整体上市三种典型模式。2013年至今,随着国企混改的不断推进,不同混改模式对公司的治理渐受重视。文章从国企混改模式的视角出发,以2013年年初至2015年年末成功完成一种或多种混改模式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观察样本,聚焦不同混改模式对2016—2018年公司治理差异。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三种典型模式下,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混改模式对公司的治理作用最强。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研究——以云南白药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推进,混改的顺利进行对健全国企管理体制、推动国民经济提高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云南白药是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牵头推出的第一批混改试点企业之一,享誉中外的中华老字号云南白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一直备受关注。采用案例研究法,探讨云南白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治理机制及治理成效,发现云南白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建议国企混改不能流于形式,不同的企业实施混改的过程和方法也要依据企业现状灵活进行,持续完善治理方法,优化监管方式,要选择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切实发挥混改对于国企治理的积极作用。     

数字金融的公司治理效应--基于非家族股东治理视角

非家族股东治理能够有效助力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因而提升非家族股东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重要创新,能够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促使非家族股东积极参与家族企业治理。基于此,本文以代理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数字金融对非家族股东治理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非家族股东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弱化家族控制与强化传承意愿,提升非家族股东治理水平。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创业型、融资约束较强、位于金融监管程度较强地区的家族企业来说,数字金融对非家族股东治理的积极效应更显著;数字金融对异质性非家族股东制衡度存在差异化影响,即相较于外资股东与机构股东制衡度,数字金融能够强化国有股东与民营股东对家族股东的制衡;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非家族股东治理水平促进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数字金融视角探究非家族股东治理的动机,丰富了数字金融与非家族股东治理的相关研究。     

混改从混合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从股东中心到董事中心

国企混改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不愿混、民营企业不敢混,不敢混和不愿混本质上是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无法从混合走向融合,症结在于股东中心治理模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控制股东控制权滥用、公司独立性与少数股东权益保障的问题,出路在于转换到董事中心治理模式。董事中心治理模式核心是让独立董事会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求弱化股东(大)会的职能,强化董事会的职能和董事会独立性,混改需要从国资管理体制、职业经理制度、公司法修改等各个方面改革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全面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提升吗？——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效应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能否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提升,是一个亟待检验的重大命题。以2013—2021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市场化竞争程度更高的国有企业价值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非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国有企业运营中的弊病分析及混改模式探究

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弊病,结合目前国有企业混改的三大理论:哈特的现代产权理论、分权控制理论和长期合伙理论,提出针对目前国企运营中的弊病进行混改模式的建议:引入具有民营资本背景的战略投资者以形成对主要股东的有效制衡;代表各方利益的董事会,引入外部独立董事进行监督和咨询;国家从"既管企业又管资本"转变为"管资本"的角色以及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探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国有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混”改之箭蓄势待发,大有将市场化推进到底之意。本文重点阐述了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实意义和实施措施,指明改革的本质是为了引进更高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体制;要坚持效率与效益原则,改革真正起到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世界竞争力的作用。     

如何"混改"更好——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构造了一个"国资股东—民资股东—外资股东—经理人"四方参与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推导了混改国有企业不同的股权组合模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然后,使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取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发现了如下主要结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绩效,采用非国资控股方式进行混改的企业绩效总体上高于国资控股企业,而且新引入的资本中有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绩效高于无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在国资控股的情况下,民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外资主导的企业;在非国资控股的情况下,外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民资主导的企业.上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的影响渠道包括提升收入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外资股东在改善出口方面更具优势,民资股东在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和用工成本方面更具优势.本文的研究发现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式与影响效果的相关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物流及国企混改效应研究——基于东航物流公司

2013年,我国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并陆续发布了相关文件。我国企业混改的进程虽然平稳,成效显著,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企业混改的方向、“混资本”到“混资源”的转变等。国企混改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东航公司在2016年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和改制上市于2021年顺利上市。东航是国内唯一混改后成功上市的物流行业企业,被誉为“民航混改标杆”“航空混改第一股”。东航在混改过程中引入投资者改善公司股权结构的同时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了公司的综合治理能力,为其他国有企业进行混改提供了借鉴。     

异质股东、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纳入股东异质性因素,籍此探讨关系型股东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匹配问题,并利用2004—2009年923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国有关系型持股仅在民营企业中随研发投资增加而显著增加,具有显著的积极治理效应;民营关系型持股仅在国有企业中随研发投资增加而显著增加,具有显著的积极治理效应;机构持股随企业研发投资增加而显著增加,具有显著的积极治理效应,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高不同类型企业的研发效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下的国企混改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国企改革措施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央重点关注的任务。一方面,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对改善市场格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需求端拉动经济的政策效果逐渐减弱,从供给端入手改善供需环境成为迫切的需求。本质上来说,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供给侧改革正是为了提升其竞争力,这与国企混改的目标是相一致的。因此首先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混改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以突出从供给侧视角分析国企混改的重要性。随后,对国企混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未来可能的改善方向。最后,通过供给侧制度、资本、管理、思想及劳动力五个方面的分析,针对国企混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企混改,促进经济实现可持续稳步发展。     

境外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吗?

文章从境外股东持股视角切入,以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境外股东持股对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国家政策空间下,境外股东持股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会计监管效率,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横截面因素分析显示,股权集中度、内部治理水平及薪酬差距等会对境外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该研究不仅丰富了国有企业会计监管效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也拓展了境外股东持股在企业治理层面的经济后果研究外延。相关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在改革进程中适当引入境外股东从而优化企业内部治理效率和监管效率提供了佐证,具有较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网络权力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发现,网络权力通过嵌入效应和治理效应提升风险承担水平,其中,信息和资源的嵌入效应以及对控股股东掏空和管理层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治理水平不足;非控股股东网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提升了融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以及研发投入增长的加快.本文对风险防范并规范企业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企混改背景下的财务管理转型探究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逐步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适当减少国有股份的比例,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为国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国企混改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财务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企混改下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为国企混改背景下财务管理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四两拨千斤：高管递延薪酬对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治理效应

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急需提振经济的情况下，一刀切的去杠杆政策可能对经济有所“误伤”,在实践中一直应用却被理论研究忽略的高管递延薪酬制度能否成为国企杠杆率的精准治理机制值得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高管递延薪酬显著降低了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治理效应；同时，其能与去杠杆政策协同，对国企杠杆率产生协同治理效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递延薪酬制度是国企杠杆率的有效治理机制，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效果。     

国企民营化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实践的检验

对国企民营化改革效果的期望中,理性的受让方势必要求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更加有效,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本文以2003-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国企民营化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影响。国企民营化显著提高了高管的薪酬,但降低了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按照民营化程度分组,在高管变更与民营化后不存在国有股权的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依据国企民营化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分析,在国企民营化后的股权制衡低与不存在机构投资者样本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并非民营化简单地一改就灵,不同的公司治理、企业规模、民营化的程度等,都对其有影响。所以,国企民化改革需要把握好节奏和程度,要重视适度保留和发挥国有股权成分的治理作用。另外,研究结论的拓展反思,对国有企业现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的管理与改革有启示意义。     

双循环格局下国有科技型企业改革成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随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的实施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出台,我国对国有科技型企业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检验改革成效,提升国有科技型企业的市场化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本文根据企业绩效管理理论和“科改示范行动”实施要求设计了评价指标,采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从企业治理、经济与社会效应及创新发展三方面构建了评价体系,以期为揭示国有科技型企业的改革成效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