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潜在替代风险与员工职业能力发展:基于员工不安全感视角

随着智能科技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在有助于生产和生活的同时,也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带来了挑战。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计算我国各类职业潜在替代风险,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潜在替代风险对员工不安全感与职业能力发展的影响。基于13158条职业数据和808份调查问卷的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职业面临着较强的人工智能潜在替代问题的威胁,潜在替代风险高中低的比例分别是52.80%、25.72%和21.48%;潜在替代风险最低的职业大类是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最高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进一步地,人工智能潜在替代风险在质量性不安全感与职业能力发展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当潜在替代风险高时,质量性不安全感对职业能力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小,当潜在替代风险低时,质量性不安全感对职业能力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人工智能潜在替代风险对数量性不安全感与职业能力发展的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潜在替代风险高时,数量性不安全感对职业能力发展的U型效应更强,当人工智能潜在替代风险低时,员工数量性不安全感对职业能力发展的U型效应更低。本研究丰富了人工智能领域与职业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为新时代人才培养和技能转型提供建议。     

“头部化”抑或“均等化”:人工智能技术会改变企业规模分布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虽然现有文献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却普遍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影响企业成长平等性，即智能化情境中企业规模分布问题，这关乎社会公平与效率。为此，本文从技术偏向和企业规模分布均等性入手，首次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改变企业规模分布状态，结合2004～2019年天眼查企业微观数据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修正的Pareto指数测算地级市制造业企业规模分布情况，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规模分布的作用，并检验不同技术属性企业和约束条件下的差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会助推中小型企业规模均等化成长，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旧稳健。这一表现依赖于企业技术属性和外部约束条件，即人工智能技术会使传统企业朝均等化方向发展，同时也会推动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头部化；更高的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企业均等化成长，而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则将推动企业头部化。机制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这两条路径诱发企业规模分布发生变化。以上结论为拓展技术进步方向和社会平等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企业平等地享受技术红利和...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就业选择?——基于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2—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职业信息网络(O*NET)工作动机的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个体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及工作动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会提高个体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且主要作用于非正规受雇群体;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作用效果因工作动机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支持自主型和关系自主型两类劳动者对非正规就业的选择,而自主成长型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偏好创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新生代、高学历和复合型工作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工作动机对个体非正规就业偏好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本文从工作动机的视角重新审视和归纳数字经济相关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新特征,为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构建更具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新思路。     

基于O*NET问卷的机车工程师

运用O*NET问卷对机车工程师的任职资格进行分析,并检验了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结果发现,在知识水平和重要性、技能水平和重要性、能力水平和重要性等各个方面,运用O*NET问卷所得到的任职资格分析结果都具有可以接受或较好的评分者一致性效度,以及较好的汇聚效度.证明了O*NET问卷可以用于机车工程师的任职资格分析,并有助于提高机车工程师的甄选效果.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转型日益深入、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运用作为我国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及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四家国内典型制造业企业为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积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输出提高了企业效益。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运用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的一种典型作用机理,凸显了该技术对于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省际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1年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BCC模型,将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财政支出与区位条件作为投入要素,将城市化水平作为产出要素,测算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并探讨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西部的城市化效率较高,东部地区次高,中部地区城市化效率最低;我国各省份城市化的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较高;城市化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效应,其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化效率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强,而中部地区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各省区应努力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与辐射效应,通过提高城市化效率来促进经济发展。     

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产业中的逐步渗透引起社会对就业结构变动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智能化投资和智能技术应用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智能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了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智能化转型能够显著地驱动其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表现为智能化转型的加深会提升科技人员、营销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加工制造人员、行政人员等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在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这种驱动效应不仅源于智能化转型对低技能岗位的直接替代和对高技能岗位的直接创造,还能通过促进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的技术创新和价值链下游的制造业服务化加以实现。(3)受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属性和政府补贴差异影响,在低劳动力市场分割地区及企业、信息产业和低政府补贴企业中,智能化转型对劳动力结构转换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智能化转型对内部劳动力结构转换的驱动效应,丰富了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的相关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的因素分解

基于二次型影子成本模型,建立能源需求增长的分解框架。采用1985-2010年中国省域数据的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扩张是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的提升则有效地降低了能源需求;技术变化对能源需求增长的影响较小;劳动力与能源之间价格扭曲的变化显著地增加了能源需求,而资本与能源之间的价格扭曲效应则不明显;能源对劳动力的替代和资本对能源的替代从正反两个方向对能源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正负相抵,总的替代效应较弱。     

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

本文细致地估算了1979～2005年间我国固定资本投入,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技术水平的替代变量所估计的我国总量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说明了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占比作为1979～2005年我国技术水平替代变量的合意性。此外,我国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在1979～2005年间的波动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估算方法研究 ——以PPP项目为例

近年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及其风险防范已成为热点问题,其关键在于科学估算债务规模.文章基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口径的分析,细化出两大类隐性债务:违法违规类隐性债务和政府出于道义责任、迫于公众预期及对政府角色理解而承担的政府支出义务.以PPP项目为例,引入集值统计法和讨价还价博弈模型有效确定三种回报机制下PPP项目风险系数和政府部门的风险最优承担比例,结合PPP模式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模型,尝试构造精准估算PPP项目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方法,以为我国政府债务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政府投资基金等开展准公共产品生产过程中隐性债务规模测算提供参考.     

方法、数据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差异

研究目标：检验不同方法之间TFP测算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健性”,探讨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问题。研究方法：以中国2004~2012年总量分行业面板数据为例,从多个角度比较TFP测算结果,以及通过统计检验选取适用测算方法。研究发现：第一,研究的问题不同,测算方法之间“一致性”的检验结论不同;第二,在选择测算方法时,进行相关统计量检验是必要的,这有助于鉴别模型设定是否合理,缩小可选模型范围;第三,测算方法的选择,要符合数据本身的特征,基于宏观分行业面板数据,DEA是更为适用的TFP测算方法,而劳动力投入应选取全社会从业人员指标。研究创新：多种测算方法和统计检验的应用。研究价值：本文尝试构建如何选择TFP测算方法的一般框架。     

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风格效应的非参数检验

本文利用Kendall协同系数检验考察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的风格效应。通过实证研究首次发现各风格指数的收益率、总风险及指数特有风险均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风格效应显著。对影响风险和收益的风格因素进行的分析表明:股票风险受规模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而股票回报率受价值因素的影响比较显著,受规模因素的影响不明显。并进一步用Spearman相关系数考察了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秩相关性。本文研究结果对资产配置和风险监管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推进数字经济与数字职业协同发展

近阶段,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完成修订并向社会公布。在新增加的职业中,有97个职业带有数字标识(以下简称“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这在职业分类大典修订中尚属首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此次职业分类大典的修订,较好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变革在职业领域的表现。大量数字职业列入职业分类大典的背后,是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今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9.8%,其中,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3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18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倒逼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吗?——异质性讨论与动机识别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异质性讨论表明:高生产率、低融资约束和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在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服务化转型的意愿更大。动机识别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弱化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服务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具有重塑效应;服务化与技术创新均是制造业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路径,二者间存在替代性。最后提出政策启示:促进人力资本深化,驱动劳动力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是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短板的关键;利用新技术形态创造的新契机,是助力服务化转型迈向高级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机遇;同时,应谨防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虚拟化和空心化趋势。     

中国经济转型期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及其阶段性特征检验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又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力.本文运用1978～2006年省区面板数据,基于DEA方法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效率,并对我国经济转型中技术进步影响因素及其阶段性特征予以分析,结果凸显出以1996年为分界点的阶段性特征.数理模型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进步的发散趋势较为显著,中国经济亟待从技术模仿向技术创新转型,结论从理论上支持转型时期技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战略的制定.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含义.     

制造业服务化的就业效应：空间关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本文基于省级层面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合并,得到2000—2013年省份-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讨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会显著提升本区域的制造业就业规模,但对于空间关联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将产生“虹吸效应”,即降低空间关联区域的就业规模。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规模两条渠道来影响制造业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东部地区以及非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就业规模的扩大作用与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对于中部地区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只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就业效应尚未显现。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以及服务业的不断开放,均能显著增强制造业服务化对本区域就业带来的提升效应,同时弱化对空间关联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虹吸效应。     

物流业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基于51家上市物流企业微观数据研究

近年来,人工智能给物流业带来了新动力,同时也对物流业的就业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运用2016—2021年A股物流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探究物流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员工数量和员工收入;人工智能通过企业规模这一中介变量,对员工数量和员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企业净利润率对人工智能应用起到显著的调节效应。鉴于此,文章对物流企业提出如下建议：注意鼓励和培训员工,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优化对外包人员和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借助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测算了中国1995～2009年22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及其就业效应,并利用结构分解法（SDA）分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总体而言,2000～2009年增加值出口对各行业总就业的边际拉动量均趋于下降,但对大部分行业总就业的拉动量趋于增加。从分技能来看,增加值出口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最大,中等技能劳动力次之,高技能劳动力最小。尽管增加值出口对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但其呈现强劲的上升态势。进一步考察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发现,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规模扩张是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劳动投入产出系数变动是抑制增加值出口的就业拉动量增加的主要因素。     

城市规模扩大了城市内部技能工资差距吗?——基于CHIP2013微观数据

集聚经济影响不同规模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会加剧城市内部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本文基于拓展的双层三要素嵌套CES生产函数,构建分析城市规模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机制的模型,从劳动力技能溢价的角度对城市规模导致的城市内部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CHIP2013微观数据,实证探讨城市规模是否存在劳动力技能偏好从而影响城市内部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可观测的劳动力个体特征、城市特征以及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城市规模对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以及在改变技能划分标准、工资计算方法和城市规模划分方法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为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人工智能、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与高质量就业

本文选取2009—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总体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出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应用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并由于财政支出呈现结构偏向的特征,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会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分布上,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对高质量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在时期分布上,在自动化赋能阶段(2009—2014年),人工智能应用程度呈现出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而在智能化创新阶段(2015—2018年)则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在中国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以及探究财政政策导向在其中的作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