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是否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用对外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2007～2018年企业微观面板数据新视角,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评估检验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但这种驱动效应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型关系;作用路径分析发现是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对规模小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强于规模大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最后给出政策建议。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     

绿色税制对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资源税改革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建设，以资源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20家稀土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以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税制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稀土资源税改革能显著提升稀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研发投入在稀土资源税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稀土资源税改革对中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上游和下游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为促进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制定差异化稀土资源税率、完善资源税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

借鉴Melitz&Polanec(2015)的方法,文章计算了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将其分解为生存企业内效应、生存企业间效应和净进入效应,基于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动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主要通过提升各行业生存企业内效应和净进入效应进而提高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受进口竞争的影响有所不同。进一步地,文章还发现:上游进口竞争对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正向影响;资本品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大于消费品和中间品进口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对行业效率的影响大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     

供应商地理距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供应商地理距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地理位置越邻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供应商集中度较低、所处市场竞争度较高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供应商地理距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发展和高铁开通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邻近优势，但并没有对供应商地理距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供应商分布，提高供应链韧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新型城镇化、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能够畅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是实现供需匹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消费升级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新型城镇化能促进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推动下，引导居民消费升级，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检验

数字化转型不仅将数字技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更强调借助数字技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资源配置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该结论经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行业差异,且主要存在于非高科技企业和人均产值低的企业中。基于此,政府应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以及行业特点,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异质性企业出口、前后向链接与生产率溢出

在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异质性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和前后向生产关联对生产率溢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水平和后向关联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前向关联影响不明显。对企业按地区和所有制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由于地理位置和产权属性差别,内陆企业和国有企业水平和垂直关联效应低于沿海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增加工资和扩大企业规模对生产率溢出有利,而企业存活时间较长对生产率溢出不利。     

资源外包对汽车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资源外包简单来说,是将某一资源交由独立的第三方完成,目的是实现企业资源效率的最大化,资源外包目前受到了企业的广泛关注和运用。以1994-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采用DEAP软件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再将全要素生产率与我国汽车行业的资源外包率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我国汽车行业资源外包的生产率效应,结果证明资源外包程度对汽车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并对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探究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银行业竞争加剧确实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银行业竞争加剧可通过增加企业实体投资和创新投资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信息贫困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化发展已成为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Romer (2001)"Growth Drag"假说构建一套新的区域信息贫困测算方法,利用2001-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区域信息贫困程度,并分析信息贫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信息贫困程度会因劳动或资本产出弹性的增加而增加,因信息资源弹性的增加而减少。在技术中性条件下,2001-2013年,信息贫困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降低0. 1246个百分点,信息贫困显著降低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该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区域技术效率来实现。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亟需弥补区域信息化发展的短板,以提升其在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入世后国企产权改革的出口效应研究

本文探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出口快速增长与国企数量迅速下降并存这一重大经济现象背后,国企产权改革是否直接促进了企业出口。基于倾向评分匹配(PSM)和倍差法(DID),通过对2002年为全资国有、并在随后5年中经历产权改革的10694家工业企业的研究,我们发现:产权改革并没有直接促进企业出口;产权改革没能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是潜在"产权改革→提高生产率→促进出口"作用机制失灵的主要原因。这一结果表明,所有制因素并非样本期间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间出口表现差异与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进而为探究出口推动因素与进一步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生存研究

文章基于 2000-2007 年的微观企业数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生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生存问题。 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于企业出口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其他控制变量所得结论与一般文献大体一致。 因此,文章建议,要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平稳应对来自外部的各项挑战,延长企业的生存时间,释放企业发展潜力。     

论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管理创新与系统变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国有企业为适应新环境和经济新常态,立足国有企业自身特色进行国企改制,从管理创新与系统变革两个方面应对日渐繁杂的时局。多方面多角度地去认知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管理创新与系统变革,对于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首先从国有企业改制内涵及抓手、国有企业改制的政策目标、国有企业改制的前后对比对国有企业改制进行了简述;其次分别从企业战略管理的创新、企业业务管理的创新、企业文化管理的创新三个维度树立了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管理创新;最后从国有企业劳动系统的变革、人事系统的变革和分配系统的变革对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系统变革进行了梳理,对于国企管理创新与系统变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