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具有显著正效应,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服务产出具有负效应,对公共卫生投入效应不显著。不同条件分位数下,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     

雾霾污染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策略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视角,结合我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考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对雾霾污染的作用.静态博弈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通过权衡自身的环境规制收益与成本进行策略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中央政绩考核体系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竞争中采取"差异化"的策略选择,对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肯定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对治理雾霾污染的积极效果.为此,应继续完善并加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及支出责任的划分,明确清晰的责权关系,因地制宜制定治污减排目标和监管考核办法.     

财政分权、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相关研究发现,邻省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和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作用。而财政分权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也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作用。在经典财政分权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考虑空间相关的拓展模型,以此模型的结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水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对区域创新水平形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相较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不仅更为显著地提升了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对区域实质性创新水平也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更为显著的影响政府的创新偏好,提升科技支出强度,从而比收入分权有更优的区域创新效应。因此,应通过合理界定科技领域内政府间权责,强化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导向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实质创新的精准支持力度等途径,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财政分权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合意性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文章选择2007-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表明：从系统GMM检验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并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而中西部表现为负向抑制。从门槛效应来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有收入分权表明，不论其分权化水平高低，均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收入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抑制作用不显著；支出分权表明，在分权化水平较低时，抑制作用不显著，在分权化水平较高时，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规制治理、公众诉求与环境污染——基于地区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经验分析

本文将环境规制实施影响区分为主效应、邻里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当前中国地区间环境治理行为模式,证实了地区间在规制治理投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且其对环境治理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考虑城市间策略互动性后,公众诉求并不会带来环境规制投入增加,进而无法降低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投入也不能显著降低污染与达标水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财政自主度提高并不会显著提高环境规制投入,也不能降低环境污染,但邻近城市的财政自主度提高将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等提高本城市的环境达标水平;同时,市场化发展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并提高环境达标水平.本文认为,未来中国需要在创新公众诉求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有关工作以提高规制效果,但其根本路径则是需要创造独立的环境规制实施环境.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经济分权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联动视角

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举措,对城镇化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联动效应下的经济分权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在推动地方城镇化水平上效果显著;金融分权不利于区域内部城镇化建设,但是对周...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财政分权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式与效率,还会引起政府偏向性行为的变化,进而会对区域的技术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并考虑创新及政府行为的外溢效应,基于2008～2018年的25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技术创新的正向外溢效应明显,本区域的财政分权会抑制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但本区域的政府创新偏好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而周边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提高会抑制本区域的技术创新.     

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绿色增长吗?

基于2003-2017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性方向距离函数和共同前沿方法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利用动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结果 表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财政分权显著有利于经济绿色增长,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城市类型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财政分权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绿色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引致了规制竞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经济绿色增长.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1 ～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利用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改进的Yitzhaki指数来测度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非均衡,在考虑空间因素前提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相对剥夺与财政科技支出成反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的直接效应,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科技财政分权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与此同时,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科技财政分权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土地财政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式分权的博弈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土地财政引起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环境规制效应进行分析,并利用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财政规模扩张直接加剧了环境污染;低水平的环境规制会刺激土地财政规模扩张而加剧土地财政的污染效应;经济增长、城市化、能源效率等也是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     

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政府效率值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效率与财政分权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效率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中,地区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效率显著负相关,而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效率显著正相关。     

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的政府效率值进行测算,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政府效率与财政分权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效率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中,地区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效率显著负相关,而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政府效率显著正相关.     

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贸易经济韧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和贸易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及贸易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和农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05-2020年，西北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莫兰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格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既对本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也通过空间关联对其邻近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且对其邻近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据此，应结合产业发展的现实诉求，立足不同区域的阶段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政策。     

FDI与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DI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出发,在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基础上,利用2001-2016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FDI与工业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且区域间差距逐渐拉大,并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从直接影响来看,FDI数量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而FDI质量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工业生态效率对FDI数量和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从间接影响来看,FDI数量与环境监管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对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分别产生正负外部性,在正负外部性的博弈过程中,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FDI质量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减弱环境监管的负面效应改善了工业生态效率。因此,需加强对FDI质量的甄别,吸引FDI质量型企业的进入,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FDI与工业生态效率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