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还是助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诉讼风险

企业引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D&O保险）作为其治理机制的一部分,究竟是使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从而降低了企业诉讼风险,还是为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提供契机、助长了诉讼风险呢？文章以2012-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研究了D&O保险的引入对企业未来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D&O保险的引入会助长企业诉讼风险,然而这种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则十分显著。文章不但有助于全面认识D&O保险治理效应及产权性质对企业的影响,还深化了企业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企业诉讼风险防范也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股权结构与内外监督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

近期商誉减值频频爆雷,商誉减值风险管控愈发重要,公司治理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研究公司股权结构和内外监督对于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在股权结构上,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内外监督上,外部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呈显著负相关。     

企业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商誉会计争议较多，表现在会计政策上的多样性。首先，在确认问题上只有并购商誉才予以确认，而对自创商誉不确认；其次，商誉计算方法多样化，而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差异颇大。但是商誉对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忽视商誉的会计处理，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企业在同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商誉的实质是企业的一种超额获利能力，以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建立商誉会计理论框架的基石，对商誉进行确认与计量，笔构想如下：     

社会资本与超额在职消费：激浊扬清还是推波助澜

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代理成本诱发超额在职消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文章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考察我国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显著提高超额在职消费，起到推波助澜的负面效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维度上通过提高机构投资持股比例、短期债务融资比例及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均能抑制社会资本加剧超额在职消费的负面效用，公司治理环境维度上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加快市场化进程亦能削弱社会资本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推波助澜”。以上结论为社会资本利弊之争提供有益补充，亦凸显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治理替代效应，同时为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水平及政府优化制度环境与规则治理以抑制社会资本负面效用提供一定借鉴。     

实际控制人控股多家上市公司与超额在职消费

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实际控制人监督职能角度,研究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管理者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所属实际控制人同时控股多家上市公司时,其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它上市公司。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性质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对二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民营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较高企业,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媒体监督较高企业和十八大之后,控股多家上市公司对其超额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受到显著抑制。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监督和超额在职消费领域的相关文献,同时对实际控制人如何有效治理公司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并购商誉信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吗?

文章从并购商誉的股权价值相关性着手,研究商誉信息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并购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即商誉的确认能够降低主并购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采用工具变量法两阶段回归控制自选择问题后,实证结果保持不变。区分产权性质,发现非国有企业中,商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完善价值评估体系,合理评估被并购企业市场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持。     

实际控制人所有权能否抑制商誉泡沫?——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解释

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对商誉泡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的增加能够有效减少并购时超额商誉的确认以及并购后商誉减值的发生;内部控制水平在实际控制人所有权与商誉泡沫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可以通过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进而降低超额商誉和商誉减值.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对超额商誉和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越强.     

我国商誉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企业合并的频繁发生,企业合并所带来的合并商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理论界围绕着商誉的本质、确认以及计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一百多年来理论界对商誉的研究从未间断,并且取得了许多的显著成果,但是新的理论还是层出不穷,而且依旧没有在商誉的本质、确认以及计量等方面达成共识。本文首先对现有的商誉本质理论进行了归纳,然后从商誉的本质出发分析商誉在确认、计量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外购商誉的计量;二是自创商誉与外购商誉的划分;三是超额盈利能力能够作为衡量商誉的标准。     

并购中的商誉减值风险

商誉作为一项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在数量上日益巨大。通过分析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形势和现有商誉数值,被收购公司由于并购市场的活跃和资本市场的繁荣被过高的估值,导致市场上商誉占净资产的比例加速上升,使企业商誉难以长久维持,有极大的商誉减值风险。公司对待高溢价并购带来的困境,通常会采用将商誉转入无形资产、将一次并购拆分多次、对赌协议和大量计提商誉减值的手段来操纵商誉控制利润。     

企业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商誉会计争议较多,表现在会计政策上的多样性.首先,在确认问题上只有并购商誉才予以确认,而对自创商誉不确认;其次,商誉计算方法多样化,而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差异颇大.但是商誉对实现企业经营目标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忽视商誉的会计处理,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企业在同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商誉的实质是企业的一种超额获利能力,以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建立商誉会计理论框架的基石,对商誉进行确认与计量,笔者构想如下:     

论现代企业自创商誉的对策

商誉是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报酬能力的一种无形资产。商誉可以从企业外部购入,也可以从企业内部产生,也就是自创商誉。自创商誉一是由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形成的,二是由企业主观努力造就的。目前,商誉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誉已成为现代企业中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购商誉与超额收益关系探析

根据商誉的特点可以看到,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须表现为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但我们绝不能武断地认为会计上所确认的外购商誉就一定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从外购商誉的本质、协同效应以及并购后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三个方面对外购商誉与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分析。     

企业合并商誉会计处理探析

<正>商誉作为企业的无形资源,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其来源有两方面:一为企业自创商誉,二为企业并购中产生的合并商誉。由于自     

超额控制、权益资本成本和企业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超额控制对权益资本成本和企业价值的影响。通过对来自我国沪市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超额控制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从而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超额控制将导致权益资本成本的增加，进而使得企业价值下降。     

超额收益法在企业商誉价值评估中的应用探析

商誉作为一种资产,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计价和评估的,如何科学、公正地反映商誉的价值,有效地评估商誉,是目前仍需探索的问题。本文对商誉评估的基本理论作了分析,重点对超额收益法在商誉评估中的应用和难点进行了阐述和探讨,使商誉的评估更为科学、合理。     

我国企业并购中的商誉与超额收益的相关性研究

并购商誉是指并购方支付的购买价格超过被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这部分溢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并购商誉能否具有商誉的本质——超额收益性,即并购商誉是否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本文结合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对此进行研究。     

浅议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从商誉的定义和本质角度剖析了自创商誉应加以确认,只有对自创商誉进行合理的确认,才能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同时避免企业在产权交易中因不合理的评估价值而使企业蒙受损失。而商誉确认的难点在于计量。计量商誉应同时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割差法,以超额收益法为主,割差法为辅,以割差法估算的结果去调整与验证超额收益法的结果,这样商誉计量的结果可以做到相对准确。     

商誉会计理论浅见

商誉会计一直是会计理论界的难题之一。商誉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拥有的一项能够带来超额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它的内容很丰富,但最本质的内容是杰出的管理人员。所以说,拥有人力资本是商誉形成的原因,对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是商誉的来源。对于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一样应予以确认并计量。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资本市场高估值、高溢价的收购,商誉规模快速递增,随着被收购资产业绩变脸,产生的商誉减值将会影响上市公司净利润,拖累公司业绩。以201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商誉和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商誉和其减值对股价具有显著相关的关系。通过对价值相关性和减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有助于投资者识别财务报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营改增”背景下企业并购商誉的会计确认与增值税问题分析

商誉是企业未来超额获利能力的资本化价值,是企业整体价值的组成部分。会计准则对商誉采用计价差额计量不符合商誉本质,需要在剔除与商誉本质无关的非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对商誉加以确认,以此为基础确定商誉的转让收入,使计税依据准确化,同时需对和商誉同时产生的股权转让收入和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资产转让收入一并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