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农地非农化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农地非农化以及农地制度变迁问题,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对相关研究综述进行剖新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背景下人口迁移、农地非农化和农地制度三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就农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政策选择,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暂时的制度安排.     

重构我国农地非农化中的政府职能

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农地非农化中的职能主要弥补农地非农化中的"市场失灵".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农地非农化中的政府取能并不是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低成本地为经济建设提供用地;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又增加了"培育土地市场"和"弥补农地非农化中的市场失灵"两项职能.而这相互矛盾的三种政府职能,正是目前我国农地非农化中许多问题的根源.困此,要解决农地非农化中的问题,必须重构政府职能.     

农地非农化中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可或缺的农地发展权理念,因此,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权益尤其是失地农民权益问题,过速地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即由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缺乏农地发展权这样一种产权安排而使得农地用途变衙巨大的土地增值分配混乱,引起土地权利相关主体的无序争夺,导致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巨大.而基于农地发展权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依据农地产权进行补偿,即可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又可以使农地车肜之后的巨大土地价差有了合理的解释,引起诸多争议的土地增值问题也可以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得到有效解决.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

农地非农化可以归纳为公益性农地征收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两种方式,对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脱离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农地征收制度内生于相应的宏观制度环境,伴随着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农地征收制度经历了不断演变的历程。城乡一体化进程导致了宏观制度环境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农地非农化制度必须随之实现立法理念、具体内容与路径的创新。     

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以湖北省为例

研究目的: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因果关系.研究方法: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1)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并具有协整关系;(2)人13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之间存在从农地非农化到人口城镇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人口城镇化到农地非农化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3)人口城镇化关于农地非农化的弹性为0.53,即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每变动1%,人口城镇化将变动约0.53%.研究结论:研究区城镇化方式为先土地非农化再带动人口城镇化,土地非农化作为人口城镇化的引擎在推进城镇化速度方面非常明显.是一种粗放、摊大饼式的土地高消耗、人口低吸收的城镇化方式.因此,必须建立城镇集约化指数控制农地非农化速度和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以协调人口城镇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地区差异分析

研究目的:测度2003—2008年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并运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差异化的原因,揭示提升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的政策含义。研究方法:比例分析法、变异系数分析法、泰尔指数分析法。研究结果:(1)2003—2008年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6年平均值为18.50%,2003年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为20.69%,2008年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为11.45%;(2)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平均值最高的地区与最低的地区相差35.18%,2003—2008年间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均有所上升。研究结论:(1)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不高且呈现下降趋势;(2)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受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3)要提高中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就必须加大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力度,降低区域内市场化水平的差异。     

两岸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比较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土地利用的主要特征,本文主要考察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经济成长阶段农地非农化现象、趋势、原因.研究显示在经济的成长阶段,两岸的农地非农化率随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周期变化;未来两岸农地非农化都有加速的趋势,但原因不一样;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的农地承担着更重的就业压力,如何协调经济快速增长与农地保护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今后大陆土地利用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大陆农地非农化高昂的社会成本,无疑增加了这一问题解决的难度.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障碍分析

农地金融制度最早试点开始1988年的贵州湄潭,主要试点形式包括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土地资产证券化、农地信托和农地金融合作,但整体推进乏力,反映出在我国构建农地金融制度过程中的多种障碍,表现突出的包括:农地法律依据缺乏、农业保险缺失和社会保障不足.为了破除障碍,需要政府尽早修改相关法律、提供宽松政策环境、加强农业保险建设和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地非农化中土地增值分配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基于农地发展权视角的分析

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权益尤其是失地农民权益问题.本文认为,过速的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即由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缺乏农地发展权这样一种产权制度安排而使得农地用途转变后巨大的土地增值分配混乱,引起土地权利相关主体的无序争夺,失地农民权益损失巨大.当前,我国的农地发展权就是为适应土地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防止征地权被滥用的需要而设立的,是一项可以兼顾国家、农民集体及农民权益的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市场作用与价格区间变动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土地市场化对于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并对其作用区间进行分析。研究方法:采用综合指标评价和门槛效应模型,在确定土地市场化水平基础上,分不同区域和出让区间考察土地市场化对于农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市场化水平对于农地非农化的影响是分区间性的,到达一定门槛值后,会产生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2)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在出让价格提高过程中,都经历土地市场化对于农地非农化的正向作用区间;(3)"高价位陷阱"反映了较高出让价格区间下,土地市场化对于农地非农化产生促进,而导致过度非农化的情况。研究结论:通过市场化的作用减少农地过度非农化,需把握土地出让价格的上涨和作用区间,合理有效利用市场调节机制。     

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研究

城镇的发展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找到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变动的规律,提出城镇化过程中耕地保护的相应措施,坚持在保护中发展、以发展促保护,进而实现城镇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双赢。     

农用土地的价值观与农地转用价格评估--以柳州市郊区农地为例

从上地资源总价值理论,阐述农用地转用价格的内涵,认为农用土地转用价格应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对农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都进行补偿的农用土地价格。根据广西柳州市农用土地定级估价更新研究成果,探讨了农用土地转用价格的评估方法,通过农用土地基准地价评估来确定农用土地直接使用价值的价格,又通过将农用土地的存在对农民所具有的社会保障价值和为社会提供粮食安全作用而产生的社会稳定功能所具有的价值的量化,估计农用土地非使用价值的价格。     

农地非农化的经济学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分析农地非农化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农地转用价格过低的原因,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农地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选择价值以及产权意义上的价值,把农地的正外部效应充分内化,修正扭曲的农地资源价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非农用地的数量.运用农地非农化土地一级市场的模型,认为存在农转非市场失灵,政府要在多目标决策的前提下进行干预,通过提高价格来降低农地市场供给曲线的弹性,从而起到控制农地非农化的数量.     

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导致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同时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而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减少将进一步加速土地的琐碎化,进而使农民种粮增收的空间进一步缩减。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一定程度上实现种粮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大部分农民并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于是那些可以保留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土地流转方式将有利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差异及其对政策调整的启示

研究目的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方法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结果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获得的制度收益为0.5891亿元/km2、发展收益为0.1532亿元/km2,制度收益是发展收益的3.8453倍.研究结论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

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核心是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制度.发挥土地保值增值的作用,首要任务是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进而实现农地产权的商品化、货币化,促进土地流转,并结合不同地区实际大力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制.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失地农民财产权益的紧迫性,重要的是提高农民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的谈判地位.     

农地保护: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但农地保护政策可能的目标失误及执行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府的农地保护政策失灵。     

现阶段农地非农化配置方式效率损失及农地过度性损失

研究目的:计算并比较现阶段全国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和成渝四大经济带农地非农化配置方式的效率损失以及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以期对这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之间关系的协调提供帮助。研究方法:通过边界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大陆31个省市的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共计12年的数据计算了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低效产生的效率损失和农地非农化过度性的损失。研究结果:虽然现阶段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效率损失在逐渐减少,但中国1989-1996年和1999-2002年阶段共计过度性农地非农化184234hm 2,占这两阶段农地非农化总数量的11.2%,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度性损失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研究结论:提高农地非农化市场配置程度是促进现阶段各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近期内应把重点放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市场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