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北京市为例,利用1985、2000和2010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转移方向等方面,揭示了北京市1985—201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相关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1985—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林地面积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耕地面积、水域面积减少较为迅速,建设用地扩张最为明显。21985—200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99,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为平缓;2000—2010年,北京市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1.64,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度呈加速趋势;从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来看,林地与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不断提升,由1985—2000年间的0.1383%、3.7808%增长到2000—2010年间的0.2078%、4.0088%;耕地、草地、水域面积不断减少,其中水域面积的减少速度最快。3从转移矩阵来看,1985—2000年,74.54%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13.30%、11.24%的耕地转化为林地与水域;2000—2010年,耕地依然是各类用地增量的重要来源,建设用地向其他类型用地的转化面积是前一阶段的13.8倍。4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府政策等方面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耕地变化驱动因子灰色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根据统计数据和普查资料,分析辽宁省1949---2005年耕地面积变化趋势,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耕地面积变动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耕地面积总体上呈现短期增长——持续下降——波动减少的趋势;人均耕地面积整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人口增长、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国家土地政策等成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广东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根据广东省耕地数据,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广东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库兹涅茨曲线拟合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并利用耕地面积变化与GDP增长的对数相关关系式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等量GDP所占用的耕地面积进行了估算。首先分析广东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结果表明,近20年来,广东省的耕地资源和人均耕地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其平均耕地补充系数为0.52,人地矛盾突出;其次分析广东省耕地变化空间差异,结果表明,除粤西的茂名市和云浮市为耕地增加外,其余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急剧减少,而基于GIS的耕地重心计算表明,广东全省耕地重心呈现向耕地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最后对广东省各市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大致可以分为倒"U"型、单调上升型、单调递减型、"N"型和"∽"型四种类型,同时研究发现广东省耕地面积随GDP的增长呈对数型递减分布,预测结果表明广东省耕地面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逐渐减少。     

疏勒河中下游绿洲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1990、2000、2005和2010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结果,获取了近20年来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绿洲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一步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对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绿洲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趋势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近20年来疏勒河流域中下游绿洲土地利用类型仍以草地、水域和耕地为主,土地利用整体特征未发生显著改变,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差异较大;其中,研究期内耕地呈持续高速增长态势,草地出现较大的波状起伏,水域面积于2000年后持续减少;1990—2005年草地和水域面积减少引起绿洲缓慢萎缩,2005—2010年草地和耕地面积增大导致绿洲缓慢扩张;人口、政策方向、城市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人文因子是绿洲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湘西地区主要农业资源及其利用效率

耕地、化肥、电量等作为主要的农业资源,对农业的产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农业的生产效益。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资源消耗系数法对湘西主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在时间上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湘西耕地资源总的消耗系数随时间推移而下降、但化肥资源、电量资源、机械资源的消耗系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各年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发展极不平衡,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同时提出了促进湘西主要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政策性建议。（1）管理日趋短缺的耕地资源,关键在于保护耕地面积;（2）针对化肥资源、电量资源、机械资源消耗系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关键在于增加使用有机肥、修复水渠、塘坝,增大传统自流灌溉。     

农业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为例

基于农业生产方面的6类碳源,对云南省2003~2012年的农业碳排量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云南省农业碳排量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2003~2012年间云南省农业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到2012年,云南省农业碳排量达到319.78万吨。对云南省农业碳排放量增加起驱动作用的因素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而农业结构因素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因素则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因素。未来,云南省农业碳排放量仍会不断增加。因此,提出了云南省农业碳减排的措施建议。     

基于GIS的林口县域耕地地力评价

引言：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女全压力较大。如何利用科技力量,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值得研究。通过开展耕地地力评价,为调整种植业布局,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依据和手段,综合运用GIS的分析、建模和决策等功能[1—2],有效地掌握耕地质量状态,为逐步建立和完善耕地质量的动态监测与预警体系提供支撑。     

基于SRP模型榆林市生态脆弱性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文章以2000年和2020年2个时期的榆林市为研究对象，基于SRP(敏感性-恢复力-压力度)概念模型选取13个指标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生态脆弱指数，通过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生态脆弱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总体上表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异特点。2000—2020年研究区各等级生态脆弱性相互转化的面积总和为23 619.93km²，中度以上脆弱区转入更低度脆弱区的面积明显高于微、轻度脆弱区转入更高度脆弱区方向转移的趋势。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集群现象呈缓慢上升趋势，“高-高”聚集型地区在收缩，“低-低”聚集型区域不断外扩。两个时期研究区生态脆弱性主要驱动因子为年降水量、植被覆盖度。总之，虽然2000—2020年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程度呈现好转趋势，但生态环境压力仍不容小觑。为榆林市的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提出合理的措施，实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达州市城市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协调性分析

文章以达州市1999-2012年城市化和耕地统计数据为基础,首先对达州市1999-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做了阶段性分析,然后运用了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模型,计算出1999-2012年达州市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结果表明,达州市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耕地面积呈阶段性变化;达州市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总体上处在较高水平,并表现出四个阶段性特征.根据结论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推进土地集约利用,实现耕地规模经营,强调耕地保护,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控制人口,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等建议,促进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的.     

耕地数量变化规律与驱动力研究——以山西为例

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分析耕地数量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利用和保护区域耕地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山西耕地数量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山西1949～2005年的统计和普查资料,分析了山西耕地数量动态变化规律,探讨了影响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50多年来,山西耕地数量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先增后减,总量趋减;而人均耕地面积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政策等构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