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山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影响着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文章分析了新时期山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特点并采用就业结构偏离系数来衡量山西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协调型,研究表明山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这表明山西产业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长期性。最后,从劳动力供给、需求以及劳动力转移方式、转移去向等方面分析提出新时期山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并提出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优化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客观要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优化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有增无减,乡村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减弱,劳动力转移面临一系列制度障碍等。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优化农村就业结构的对策思路。     

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大规模转移,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8．36％,“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到90年代,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趋缓,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加快,“structural bonus”效应和“structural burden”效应同时存在;加入WTO以后,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趋势迅速加强,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17．31％,“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人工智能、创新驱动与劳动力就业结构

目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驱动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反映出中国的特殊性，推动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这一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技术密集区更为显著；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非线性影响，且人工智能发展程度越高，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人工智能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创新人才集聚效应两个间接机制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结论对于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优化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平衡状态的动态分析：1979—2009（英文）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对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三次产业的偏离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就业结构的变化显著地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协调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建议。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资源特征、地城特征、季节性特征和就业结构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社会经济结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城市化水平低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农村人口持续增长与农村资源持续减少的矛盾。     

就业结构分析与政策新思路

在经历２０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类似于市场经济国家就业结构的新变化。除了原有的二元就业结构和隐蔽失业性就业特征以外,中国出现了过度就业、正常就业、就业不足、失业和就业外非劳动力扩大的特征。就业政策需要适应经济改革的新变化,采用新业定义和就业观念,着肯于培养市场中的劳动力需求主体－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来稿选登

张冠忠、景伟、赵天胜在《山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现状及对策》一文中指出:1、劳动力就业结构渐趋合理。改革十年来,我省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力的比重由改革前的10％左右提高到30％,基本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一头沉”的格局。与全国及相邻省比较,1988年,我省农村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的配置比例为69.2∶15.5∶15.3,而同期的全国配置比现为78.5∶12.3∶9.2,与我省毗邻的河北、陕西、河南等省的配置比例分别为73.9∶15.1∶11.0、83.1∶8.5∶8.4和82.1∶9.7∶8.2。我省非农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比河北、陕西、河南等省分别高     

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统计数据与校正

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明显:在劳动力就业的总量构成中,农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在GDP产业构成中,2002年统计的第一产业为14.5％,第二产业为51.7％,第三产业为33.7％,非农产业构成之和已达85.5％。但是,以就业构成表现的结构问题却非常突出。2001年从事第一产业     

农民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调整农民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民问题并最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农业和农村内部,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和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名特优新农产品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应当围绕中心工作,帮助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帮助农业生产向高价值产品转移,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期目标。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拓展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途径——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西部民族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农村就业结构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提高.但总体来说,就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入手,分析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和制约因素,探索充分发挥西部民族地区优势,建立适合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的途径,并结合各地先进经验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化进程实证——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此同时,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于产值比重,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显著偏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严重偏低。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是转移空间不足,即二、三产业就业容量不足。其中,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尤其是其内部构成不合理,是导致转移空间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兼顾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二、三产业的就业容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人口社会政策的主要差异与协调完善的基本思路

人口社会政策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也有影响,不同的政策应采取不同的改革思路和对策。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剥离附加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加快配套制度的改革;养老保险政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探索便于城乡对接并可以跨地区流转的社会保险制度;劳动就业政策改革的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和制度上的界限;生育政策改革的思路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缩小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生育政策。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我国统计制度中几个需要改进的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统计制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由于城镇人口的统计存在不真实问题,因而城镇化率有高估的可能;由于"城镇职工"这个统计总体界定不严格,据此计算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可靠性也颇遭质疑。为此,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框架下,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现行统计制度。     

结构性增长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评价——兼谈"民工荒"对其的纠正性质

结构性增长强调的是产业效率差异所带来的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结构溢出,这提供了评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绩效的有益思路。笔者通过分析中国改革以来结构转换中增长与就业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结构性增长的框架下评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绩效,认为过于强调优势劳动投入的结构转换方式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前一时期出现的“民工荒”正具有对这一矛盾的纠正性质。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有影响。基于CGSS2008数据,通过Probit和IV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从总体看,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产生抑制作用,而男性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却高于女性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从户籍看,农村青年的就业参与受家庭结构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程度。重视青年群体的家庭特征差异,配套实行就业促进措施,是我国政府解决青年群体就业难的着力点。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河南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河南作为我国人口和农业大省,由于其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错位,这严重地制约着河南农业现代化和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实现.实践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直接影响着河南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以此为契机加速河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因素分析

非正规就业作为多种就业形式之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当下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的安全性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主要因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贫乏的社会资本以及本身偏低的人力资本存量、强资本弱劳工的社会格局;歧视性的政策惯性;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缺位的社会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