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债务清偿率的决定

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现状,建立了破产重整中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博弈模型,求解了博弈均衡时的债务清偿率,发现清偿率与破产清算成本和重整成本呈反向变动关系,与债权人的议价能力呈同向变动关系。     

企业破产重整涉税政策问题

近几年,企业破产重整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针对企业重组、破产涉税等方面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用以最大限度保护破产企业的基本权益。破产重整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税是对涉税政策调整影响最大的税种,需要对其实施深入的纳税评估,将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的业务剔除掉,不断整合与调整破产企业当前的各项资源,重新引入战略投资,逐渐开始正常经营,同时其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方式和经营模式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公司重整新坐标

<正>国内首部有关破产重整的专业期刊《公司重整法律评论(第一卷)》,由著名的破产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等主编。国内破产法的权威网站——中国破产法网对该刊物的出版开辟专栏进行报道与讨论。该书着眼于中国破产重整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目的在于引进世界最前沿和最成熟的重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绩效评价探析

自2007年新《破产法》实施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38家上市公司实施了破产重整,其中完成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已达30家,但是破产重整制度实施的情况如何,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仍然有待进一步证明。本文利用绩效评价理念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进行系统分析,进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绩效评价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问题的个案诊断

公司财务危机（Financial distress）一直是众多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个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是企业经营者、证券监管部门以及投资者所关注的重点。尽管导致企业走向困境甚至破产有许多的原因，比如管理、政策、市场、生命周期、行业、地理等，但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企业的财务方面出现危机。所以，判断一个公司的运行是否健康，从财务角度进行分析是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作为分析的依据，在1998—2001年每年选取一些正常公司与当年出现财务危机的公司（表现马下一年被ST）进行配对，按照行业类别和规模大小对ST公司配对正常公司，使用这些公司的“面板数据”（paneldata）建立判别模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几乎没有破产的，所以本文认为被证监会处以ST（Special treatment）的公司即ST公司是存在财务危机的公司。）     

科创企业破产原因及路径研究

科创企业是创新驱动经济腾飞的有力载体。但是，部分企业也面临着“研发难、研发贵”等发展困难，遭遇“融资难、融资贵”等外部困扰。由于技术迭代升级速率迟缓、应对市场经营策略滞后、团队建设理念方法缺失、政策波动利益损失、金融成本隐性攀升等问题，部分科创企业陷入濒临破产的泥潭。分析科创企业破产重整、和解、终结等典型模式及实务要点，探究精准甄别类型、筛选最佳方案、创造特色品牌的破产路径，为科创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参考借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我国破产重整程序存在的问题——以英国法为视角

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首次引入了重整制度,试图给陷入财务困境又有重生希望的企业提供一个法律保障机制。但实践中重整程序应用的不多且条文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如程序的启动、自动冻结的效果、破产管理人权利的分配、法院的介入以及强制裁定权的运用等方面存在着缺陷。英国公司重整制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给我国立法者提供了很多启示。     

航运企业管理模式转型及策略

国内许多航运企业传统的“人船合一”的船员管理模式正悄悄地被“人船分离”的模式所替代，即航运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分离发展为单一船舶经营公司和船员管理服务公司，船公司卸下沉重的人员负担．专心从事船舶运输经营；而船员公司专职于船员管理与服务，向原船公司或其他船东提供合格船员。人船分离模式在国内首先在中海、中远大公司实施，地方的中小航运企业这几年也陆续借公司经营制度、人事制度改革时机，转变成这种模式，本文就结合中小航运企业船员管理实践，探讨船员管理模式转型背景、特征，以及人船分离模式经营的实际策略。[编者按]     

我国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破产重整制度是使债务人企业恢复生产经营能力的重要渠道,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一直是破产法探索中的重中之重。2019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破产法司法解释三》,重新确立了企业破产的重整制度,重点强化了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参与度与利益保护,但由于法律内容规定的原则性及概括性较强,操作程序较为繁杂,使得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制度层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立足于破产法理论,通过对当前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进行探究,提出相关的完善债权人利益保护对策,以期推动我国破产法健康有序发展。     

破产制度与失败再创业意愿——来自84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破产制度友好程度影响创业失败后的再创业行为。文章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办理破产”指标,运用2009～2016年84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破产制度影响失败再创业意愿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破产制度实施中的成本、时间、结果和重整对创业者失败后再创业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办理破产的成本越高、时间越长,失败再创业意愿越高;破产结果为持续经营、破产重整程序指数越高时,再创业意愿越低。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不同经济体的创业社会规范差异所起的调节作用,发现在认可度高和媒体正面宣传度高的经济体中,破产重整程序指数对失败再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被减弱。文章对于国家破产制度设计、有效激活高质量连续创业具有启示意义。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企业破产重整之纾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多地集中暴发,局部零星散发,疫情防控逐渐步入常态化阶段,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冲击,部分企业不可避免地出现经营不善、融资艰难、现金流断裂等情况,迫不得已进入破产清算或重整程序。破产重整程序作为破产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在拯救危困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危困企业破产重整难上加难。基于此,分析危困企业破产重组所遇的难题,提出通过简化受理程序,促进重整模式多元化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方式,以期助力危困企业走出逆境,转危为安,尽可能使资源配置得到最优化,稳定经济发展。     

我国自然人破产宣告的标准研究

现阶段我国法律只对企业破产宣告标准作出了规定,关于全国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国内相关条款尚付阙如。文章基于我国地方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立法现状,揭示了复合型立法模式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均、“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逻辑矛盾及语义模糊“、停止支付”推定标准的明显缺失这三大现行地方性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立法缺陷,进一步界定自然人破产及其破产宣告标准的内涵,同时借鉴国外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相关立法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借鉴并解释复合型立法条文、划分“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界限、确立“停止支付”的推定破产标准这三条我国自然人破产宣告标准的构建路径,以期更好地适应信用、消费和贸易发展的需要,保护各方利益。     

当代企业失败理论述评

一、关于企业失败的基础理论 在目前的文献中,解释企业失败和破产的规范性理论非常少。根据Richard Morris教授的考证(1997),目前对企业失败和破产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非均衡理论”,主要用外部冲击来解释公司的破产,如混沌理论和灾害(Catastrophe)理论;第二类是用具体的经济原因,例如市场结构、资本结构及公司的定位等理论来解释公司破产,如Scott(1981)导出的一期期权定价模型、没有外部资本市场的赌徒破产模型、具有完全外部资本市场的赌徒破产模型以及不完全外部     

企业重整的财务管理

企业重整是指对陷入危机、失败，但仍有转机和重建价值的企业根据一定程困度进行重新整顿，使企业得以维持和复兴的做法。这是对已经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的抢救措施。通过这种抢救，濒临破产企业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摆脱破产厄运，走上继续发展之路。设置重整制度，对债权人、濒临破务产企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有重要意义。资     

“破产”概念英文翻译的分析

“破产”可以翻译为“insolvency”或“bankruptcy”o但“insolvency”和“bankruptcy”的‘意义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文章对“Insolvency”和“bankruptcy”的来源和含义进行了比较。回顾了破产拯救主义对“破产”概念的影响。分析了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对bankruptcy和insolvency的不同用法。最后，文章认为“insolvency”比“bankruptcy＂更能涵盖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公司“破产”。建议将中国的企业破产法的英文翻译中，尤其是翻译“企业的破产”时，使用“insolvency”表示“破产”。     

WTO下的跨国企业与我国企业的竞争机制

文章建立了WTO下的跨国企业与我国企业竞争的动力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公司）与跨国企业（公司）两个同行业的生产竞争的胜负主要将取决于：（1）对资源和市场的占有：（2）企业（公司）的内在机制,如管理能力、生产效率、科技水平以及对资金的吸引和利用;（3）企业的相互“侵犯”、“攻击”等削弱对方竞争能力的能力。     

新破产法应加大对“假破产真逃债”的打击力度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竞争的法则,企业破产是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通过破产淘汰机制,可以起到调整社会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然而,一些企业就我国有关破产法律、法规不健全申请破产,千方百计赖账、逃债,严重侵犯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文章从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形式、成因等方面分析,建议新破产法应加大对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打击力度。     

政策性关闭破产何去何从?

我国“政策性关闭破产”是指国家政策调整下的国有企业计划性破产,与一般意义的依法破产主要区别在于,关闭破产的企业可享受使用破产企业财产变现首先用于职工安置,安置费用不足可申请国家财政专项补助,其次才是债权清偿。但从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实施的情况看,往往职工安置后,债权几乎得不到任何清偿,政策性关闭破产被用来主要解决劣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退出通道问题。我国政策性关闭破产从1994年试点城市中国有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到几十年代后期国家分行业、分块,集中组织企业关闭破产已有卜个年头,其效果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一)建立和完善劣势企业市场退出通道,为实现国有介业改革和脱困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加快了行业和地区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三)妥善安置了职工,职工生活困难逐步得到了解决。     

信息结构、契约理论与公司治理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人文特征是引致公司治理结构演变（或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受儒家思想价值体系的长期影响,制度变迁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人文特征体现出强势的纵向非正式契约和相对弱势的横向正式契约的特征,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网络契约安排;信息结构的规范度和分散度较低,意味着对外部经济主体的“信息单边垄断”和“内部人控制”;信息集中和信息优势使债权控制（银行治理）和大股东治理具有改善“信息单边垄断”和“内部人控制”的意愿和能力,其应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选择大股东治理的事前、事中监控与银行治理的事后监控相结合的“全程监控”,是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模式。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