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变"与"不变"的原因。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利益认知与国际规范的国内化——以中国对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内化为例

国际规范国内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内结构的不同,不在于国内文化与规范的匹配程度是否较高,也不在于国际组织的教育作用,而在于国家是否在与国际机制的互动中其某种需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或是激发了一种积极的国家利益认知。在中国对国际气候合作规范的内化中,现有的国际气候机制激发了中国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掌握主动权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国家利益认知。这种国际规范国内化的表现就是中国决定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通过对相关指标的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内化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     

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选取压力、认知和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概述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将 1949 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程划分为相对孤立、消极参与、部分参与、全面参与四个历史阶段,并具体剖析每一个阶段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战略。作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气候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备受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虽然2012年12月8日刚刚闭幕的多哈会议谈判实现了平稳过渡,决定从2013年开始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制定了德班平台谈判的工作计划,但在减排义务分担、气候融资、技术转让等关键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未来谈判仍困难重重,前景尚不明朗。作者试图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在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的手段性权力强,但态度大多趋于消极保守,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呈上升趋势,但权力领域有限,权力意愿趋于分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在市场、资金、技术、贸易等议题中的权力各有消长。未来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及各种社会力量为追求自身利益,必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与角逐。基于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气候治理中权力特点和变化的认识,作者最后提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谋求合理发展空间与权益的政策建议。     

制度非中性与金砖国家合作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本质上,国际制度反映的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博弈与诉求。由于制度是非中性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同一制度框架中的收益却不相同。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制度网络体系,而现行最主要的、影响力最大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在发达国家(集团)的主导下建立的,因此发达经济体是现行全球治理的既得利益者,分享全球治理最大份额的收益,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其中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减少全球治理非中性带来的不利影响,金砖国家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以推动世界格局从传统的统治与服从的强权型特征向符合时代要求的平等参与和互利共赢的民主型特征转化。同样,由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中性,不同的行为体从金砖国家合作中获取的收益也会不同,这甚至可能带来部分行为体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为此,金砖国家合作应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探索"BRICS+N"等新的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包容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推动国际制度规则体系的渐进变迁,以尽可能地减少因世界格局的剧烈转换带来的冲击。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秩序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不可逾越的刚性约束,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任何力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必须顺应低碳转型的全球性潮流。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成为撬动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杠杆,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走向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各国组织其经济社会活动的必然选择,那么低碳化转型越成功的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进程中就越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低碳经济时代掌握主导权。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由国际规则制定权分配、国际制度、国际观念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要义在于促使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世界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产生深远影响,最终会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和国际观念体系的重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秩序本身的内涵与特质。中国正在成为影响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在全球低碳化转型的道路上,中国担负着特殊的国际责任和绿色使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不但会决定中国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内容。     

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拥有实力优势的参与者会积极引领、塑造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规则,使制度安排体现自身偏好。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国际制度设计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了领导权问题。作者界定了国际关系中领导权的内涵与特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是对国际事务集体行动进行协调和塑造的能力。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制度设计过程中异质性参与者自然地出现策略分化,从而体现出领导、追随、搭便车、干扰等行为特征。其中,领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虽然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限定国际制度安排,但是领导国家的作用方式和策略选择也影响着制度的设计结果。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作为一项发展完善的国际制度群落,建立和传播领域内国际规范和行为规则,并为参与成员国提供稳定的信息交流渠道。该机制通过塑造问题领域内的社会交往情境来影响成员国在不扩散方面的行为选择。机制内分化的成员国地位给身处机制中的无核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成员国回应制度压力的具体方式受到其在机制内所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禀赋的影响。作者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机制成员国在参与条约要件和组织实体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描述,并结合相关案例比较该机制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国行为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由参与制度实践构成的成员国社会关系结构并非是均质的。其次,成员国在制度参与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与其行为选择模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该机制的关键构成要素,成员国同该机构的互动交往模式直接反映了其参与整体制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制度成员国之间形成的社会性关系结构是制度结构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结构的实证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国家行为选择与国际制度情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气候公平原则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气候公平包括结果公平和程序公平,其中结果公平包括平等主义原则、差别原则、历史责任原则、成本效率原则、尊重现状原则、无悔原则等;程序公平包括政治共识原则、主权协商原则、平等参与原则、全体参与原则等。由于国际社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形成了气候公平理论的两大主流论点(平等人权论和历史责任论),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各种关于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方案。当前国际气候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困难,为了实现气候公平目标,须从两方面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气候制度:一是从实现结果公平、达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机制设计出发,国际减排机制应当优先考虑各国的减排责任、能力和成本效率三个要素,适应机制则应当基于责任、能力及需求的考量;二是从实现程序公平、促进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立法的目的出发,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应当确保全体参与原则和平等协商原则。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北大核心CSSCISSCI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类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一类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作者以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案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回答如下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受到什么样的国内约束以及中央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调整?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的制度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框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次序以及速度,并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顺利地进行转型?     

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作者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并引入了干涉变量,重点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3个要素,即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它是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作者试图通过上述3个变量来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展开与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渐由1949-1979年的自主型转为当今的相互依赖型。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区域公共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重要议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由中国发起,与相关周边国家一起共同达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周边制度安排。周边制度安排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外交中所提倡的周边主义理念,同时也反映了相互依赖关系状态下中国更具国际责任观的新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达成的周边制度正在成为东亚区域治理中的重要制度性力量。     

越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越南在保持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制定了农地终身使用并可继承的政策,开启了农地流转市场化的体制先河,并有效促进了庄园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目前,越南基本完成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制度框架,并在法律与制度层面不断完善与匹配,以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越南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发展历程说明,土地所有权性质不会成为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制度障碍。中国在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的匹配性,并立足南北农村土地特质差异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国情,兼顾制度推广的普适性和特殊性要求,鼓励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论国际因素的合法化机制——以地方治理创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全面,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治理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利益、制度和知识是国际因素的三种基本形式。作者扩展了合法化概念,提出国际因素介入国内治理变革需要获得国内利益主体的接受和承认,中央权威、地方权威和社会公众是三个基本主体,因此有三种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机制,即国家合法化机制、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作者通过对行政审批、立法听证和政府绩效评估三个政府治理创新案例的分析,描绘了利益、制度和知识三类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创新的过程、影响以及结果。虽然不同类型的国际因素介入地方治理过程依靠的是不同的合法化机制组合,但都需要在介入之前或者介入过程中通过国家权威获得合法性。随着地方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国际因素通过地方合法化机制和社会合法化机制产生的实际效果更大,但这两种机制也可能会与国家合法化机制产生矛盾。提高国家合法化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度有助于减少合法化机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的形成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全球性国际制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建立起来。对于这一现象,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推动者的意愿和能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美国不能限制制度推动者的影响"这一问题。作者以国际制度谈判中的领导力为分析视角,讨论了结构性领导力、知识性领导力和社会性领导力在国际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单极结构下美国领导力下降的原因和作用机理。国际体系结构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导致美国的结构性领导力和社会性领导力下降,进而导致其无法按照自身偏好塑造国际制度规则。这一研究与既有研究的结合,构成了对"冷战后国际制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建立起来"这一经验现象的合理解释。     

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从认知的视角讨论中国和平发展外交目标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外交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知,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自我认识必须参考他者认识,内向思考与外向思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合乎客观的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具体体现为关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安全目标和文化目标的认知与判断,国家利益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作为一种主观认识,中国外交目标的设定是一种价值选择,它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客观环境、自身国力的主观判断。     

反思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英格兰学派学者普遍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问题,其中尤以赫德利·布尔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然而,在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中,存在着三个隐晦不明的问题:一是五项制度的选择标准问题,二是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三是国际制度的层次划分问题。这三个问题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范围上依次拓展。从选择标准来看,五项制度并不是简单罗列的,其中隐含着功能性、自发性、社会性、国际性、连续性、有限性的标准。从相互关系来看,国家是五项制度的共同前提,均势是其他制度的运行条件,五项制度之间则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层次划分来看,以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为基础,可以导向一种关于制度的总体分析框架。其中,国际制度包括本构制度、共处制度、合作制度三个层次,各层次之间是功能递减的关系。放宽制度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中国外交实践的拓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核扩散与国际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兼及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中,核扩散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核心安全问题之一。核扩散在冷战结束以后接连发生,根本的内在动因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失衡,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利益与合法性可能不尽一致。作者提出了核扩散的利益详谬(paradox),分析了核扩散与国际安全的复杂关系,提出了防扩散合作的必要性与利益排序。当前,核武器继续存在,虽有政治、安全与经济惯性,但随着地区一体化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推动,它必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