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姓生活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除了中美两国的领导层、各国经济界人士、专家学者一直在关注之外，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以及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美经济关系也是十分重视。30年来，在中美两国民众生活的不经意间，两国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深地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     

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基于中美两国对比视角

文章基于1993—2012年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和GDP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法,并考虑了非平稳性及误差修正项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研究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异同。实证研究表明:在长期,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美国的批发零售与GDP增长的关系比中国的更加密切;在短期,中美两国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波动关系,且一旦两个变量关系失衡,相比于美国,中国的批发零售业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对该失衡的修正要更加及时。中国存在从批发零售业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美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批发零售业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之间存在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外交、贸易、投资、经济自由化与技术等领域,不过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正随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逐渐削弱、中国世界政治经济地位的渐趋增强而发生演变。文章通过构建声誉模型,试图阐释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过程。文章认为这一过程可以分为美国占绝对优势、显著优势、相对明显优势、比较优势四个阶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文章指出两国非对称相互依赖及其权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与市场的交互影响、要素比较优势的动态差异,其中市场体量尤其是中国市场体量是决定中美权力资源配置的关键要素。虽然目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仍处于有利位势,但是中国的权力位势正在逐步增加。文章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中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推动中美权力变迁的内在动力。文章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国经济自由化的扩大、投资权力的增强和技术实力的上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中方应抓住非对称相互依赖变迁中有利于中国变化的趋势,积极推进对美合作共赢战略,将中美关系引向对称依赖方向发展。     

互利双赢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流——商务部美大司司长何宁谈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深化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推动两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中美迎来了建交30周年，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状况如何？中美商贸联委会机制的情况怎样？奥巴马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美国新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有何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对中美双边贸易将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特朗普减税方案将进一步减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税负,推动美国制造业企业海外资本回流,加速制造业资本流出我国,加之愈演愈烈的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制造业企业对美国投资前景是否乐观,一要看双方制造业吸引外资环境的相对变化,二要看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化。成本是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的重要内容,但在各国争夺制造业创新制高点以及吸引外资竞争的大背景下,政策因素对中美制造业资本流动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出提升态势,分析中美制造业相对优势就需要从成本和竞争力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吸引外资成本因素的新变化进行梳理,并对两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进行对比,在综合考虑成本和竞争力因素的基础上,再加入贸易壁垒这一影响因素,全面考察中国企业对美国制造业开展直接投资的决策依据和影响因素。     

媒介速递

中美科技合作30年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结束了中美长达23年的隔阂。公报签署以后,两国科学家和学者间的交流逐渐增加,其中美方主要是由非政府性质的美国科学院来推动的。1979年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北大核心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     

浅析文化差异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和美国已经逐渐成为世界上两大政治经济大国,双方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密切的合作伙伴。然而,在中美两国贸易合作日趋紧密的进程中,彼此的文化也碰撞出一定的火花。因此,了解和掌握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对双方未来的发展势在必行,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双方的摩擦,对中美贸易活动的实现具有更远大的意义。本文以两国文化为切入点,对比中美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最后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中美矛盾与对策思考

中美关系主要矛盾是国家战略利益矛盾，美国担忧中国快速发展超过美国，中国忧虑美国千方百计打压中国。主要症结表现为台湾问题国际化，战略敌对化，政治复杂化，贸易争端长期化，疫情污名化，市场基础恶化，意识形态极端化。中美关系有不利条件也存有利条件。中美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两国存在分歧是自然的。从根本上说，中美两国具有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符合两国核心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主要目标是祖国统一，而不是与美国打仗。中美两国“两极相联”，处于全球枢轴，对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文明冲突不存在必然性。中美两国应正视客观存在的竞争合作形势和趋势，共同推进建立健康规范良性的竞合关系; 应高举联合国宪章，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统一, 共同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美国战略东移，增加中国外部环境挑战。中国需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加强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坚持求同存异, 争取战略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技术制高点；增强算力，保持定力，掌握平衡力。     

中美科技合作30年 等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结束了中美长达23年的隔阂。公报签署以后，两国科学家和学者间的交流逐渐增加，其中美方主要是由非政府性质的美国科学院来推动的。1979 年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卡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签署了科技合作协议。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坚信科学可以在解决美国国内和国际问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奥巴马政府应当努力将中美科技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由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和中国科技部部长担任主席的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应当召开年度会议（目前两年一次），2009 年的这次会议应当致力于制定出未来十年的研究合作计划，特别应当关注两国共同面临的诸多全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能源、食品、健康以及安全问题等等。美国需要注入更多的资金，作为美国研究机构在这些领域的研究项目的补充。美国必须确保所有合格的中国科学家及时获得赴美签证，保证美国的出口控制在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同时没有阻碍美国公司全面参与国际民用经济活动。美国与中国结为真正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拥有双重的战略意义，不但有助于为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寻找可能的科技解决方案，而且也将减缓中美总体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紧张因素。     

且谈且走的中美战略经济关系

如何评估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美之间对此有着较大差异。中方不否认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更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是健康的、积极的。美方虽然也强调美中经济往来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但更突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负面因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从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到2006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106倍，年均增长18．9％。在过去1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6000亿美元。有400万-800万美国人的工作同对华贸易密切相关，其中许多职位都是因美国零售商销售中国产品而产生的。应该承认，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是互利共赢。     

第三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择偏好研究

第三国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乃至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因素,哪些因素促使第三国倾向于同中国或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因而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第三国在选边过程中,除采用权力、相互依赖和威胁感知等相同标准比较中美并选择更“有利可图”的一方,还会考虑中美两国作为“先入者”和“后入者”同本国的经济连接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换言之,第三国对中美经济的情感和期待存在明显差异,这将影响它们的选边倾向。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中美经济竞争看作第三国市场中“先入者—后入者”之间的争夺,第三国的选择偏好同它们对美国的忠诚感和对中国的获益感直接相关。这两个因素在中美经济权力对比发生变化背景下会强化第三国的态度转变,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对美国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比没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更可能放弃美国,对中国有获益感的第三国比没有获益感的第三国会更积极选择中国。对16个国家18443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的定量检验显著支持这一结论。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关税战”和“技术战”两个方面。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利益受损方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代表力量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贸易战烈度甚至结束贸易战的主要动力。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两国变换采取攻守策略的逻辑基础。作者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是理解美国社会利益和政策偏好向联邦政府传导的两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了塑造联邦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核心动力机制。由于受损者比获益者更有动力站出来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作者在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大国的博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入新拐点

未来十年，对中美两国经济都是严峻的挑战。中美两国的利益攸关，不单是经济层面，也渗透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维层面。一句话，中美两国未来能否在经济上合拍，是维系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和实现中国崛起的首要因素。所以，中美坐下来谈，好好谈，才能够实现共赢局面。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今天东亚安全持续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为了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如何演变,亚太国家如何重新接纳或者对待已经变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整个亚太区域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外交必须站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这一新高度,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区域外交进行及时和战略性的调整,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贸易战动机及应对策略

中美经贸摩擦由来已久,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的产品目录在不断增加。自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绝非单一因素推动,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经贸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中美经贸摩擦因素,维护两国经贸健康发展。     

中美两国在印巴俄市场的贸易竞争关系

中美两国是印巴俄这3个金砖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贸易额来看,中美两国在这3个市场具有此消彼涨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具有竞争性吗?为此,本文运用贸易相似度指数,基于产品贸易结构和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分析,考察了中美两国在印巴俄市场的贸易竞争关系。研究表明:(1)使用HS 4分位数据显示,中美在印巴俄市场上不存在显著的贸易竞争关系。(2)在3国市场上,中美两国贸易关系表现不同。在印度市场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竞争程度波动较大,且出口竞争程度最高;在巴西市场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竞争程度变化小;在俄罗斯市场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竞争程度呈增长趋势,且进口竞争程度最高。据此本文认为,中国在发展与印巴俄贸易时需要注重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并积极通过互惠协议等措施来深化金砖国家间贸易合作。同时,可积极推进贸易的本币结算,以促进中国与印巴俄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藉此分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风险。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中美经济发展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对美国经济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分析了1993～2007年中美经济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的影响。通过要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协同性,而且这种相关程度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的深化变得更加明显。中美经济交流和互动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产生了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因素强化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汇率效应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利率效应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