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

文章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就空间差异而言,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沿海地区高,内陆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就时间演变而言,各省份主要呈现“橄榄球”型耦合分布状态。就障碍因素而言,产业兴旺为影响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素。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逻辑框架,利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度较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度参差不齐,北京为良好协调,天津和唐山为初级协调,其他城市为轻度或重度失调;2010、2015、2018年3个年度里,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秦皇岛5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度较高;2010年廊坊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2015年转变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而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7个城市则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乡村产业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倒逼作用高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省域农业现代化指数与乡村文化指数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通过农业现代化指数和乡村文化发展指数,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分布关系,最终根据2016年中国5种乡村文化子指标和5种农业现代化子指标,计算得出各省市的乡村文化综合指数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进而计算出各自这两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各自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总体乡村文化发展指数低于农业现代化指数,农村文化生活发展滞后;全国主要地区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发展处于高度协调、较高的耦合关系,但是个别地区的协调度和耦合度较低;这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与经济总体发达程度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即东部地区各种指数较高,而西部各种指数较低。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途径

通过构建中国农区乡村和城镇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评判模型,利用1992、2000和2010年三期分区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九大农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目前中国农区城乡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区域间不平衡、城乡协调度降低的现象较为普遍。(2)1992—2010年,大部分农区乡村发展指数波动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发展指数则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规律特征;城乡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变化较为复杂,区域差异明显;农区城乡系统间的耦合度相对较高且差距逐步缩小;进一步分析城乡系统协调发展度发现,协调发展度高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东北区和甘新区,协调发展度低的农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3)最后根据农区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内生力、外援力和交互力"三力"助推中国农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途径。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数字乡村与农业生产效率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各省份数字乡村及农业生产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熵值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乡村与农业生产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生产效率逐年递增;数字乡村发展正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数字乡村与农业技术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并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由“点状分布”逐步转向“片状分布”和“带状分布”。据此提出应建设优势专业区域、增强带状辐射效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131地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定量分析,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最后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冷热点分析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行时空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度先下降后上升,协调度先缓慢上升后加速上升。城乡协调发展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逐渐向中游地区扩展;低值集聚区和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逐渐向上游地区收缩。     

基于乡村转型的黄土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以典型黄土丘陵区——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以65个行政村为研究单元,基于农村发展特征综合数据库,采用Delphi与AHP方法,从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城乡协调度出发评价了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比较优势。结果表明:1七里河区乡村发展度、乡村转型度、城乡协调度均具有明显随坪台区—丘陵区—低山区—中山区变化的海拔梯度格局。坪台区区位优势明显,乡村转型发展水平最高;丘陵区农业发展基础好,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较好;南部低、中山区乡村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支点和动力,乡村转型度相对较低。2坪台区位于城市边缘且"城乡结合部问题"明显;丘陵区村庄分布零散且农户对居住环境改善需求强烈;低山区原土风貌特征明显且集聚整治空间有限;中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且居民点废弃比例较高。3采取城乡融入型、前山集约型、低山提升型、中山迁移型4种整治模式可实现七里河区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差别化的科学整治。     

中国省域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时空耦合研究

在阐述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益之间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益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创新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整体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良性协调耦合阶段还有较大差距;耦合协调类型以低度协调为主,中高度协调的省份数量不多,均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显示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耦合度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而耦合协调度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并且这种集聚趋势在进一步增强;将耦合度和协调度结合起来,可以对研究区域进行类型划分,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基于质量评价的乡村振兴类型识别及优化路径——以福建省为例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质量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20年福建省64个县域单元的乡村振兴质量进行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障碍因素。基于评价结果，识别乡村振兴类型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福建省乡村振兴总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从5个维度而言，生态宜居指数值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指数，乡风文明有待加强。(2)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对乡村振兴总质量的影响较大；对乡村振兴总质量影响较大的五大障碍要素依次为：医疗服务、生产产出、资源设施、产业融合、生产条件。(3)福建省乡村振兴类型分别为弱发展型、单维主导发展型、双维驱动发展型、多维综合发展型4种。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障碍诊断结果，提出不同类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湖南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8年湖南农村发展为对象,选择5种农村人力资本指标和5种农业现代化指标,主要运用协调耦合的模型,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测度两种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①整体而言,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人力资本的协调度和耦合度都处于很高水平,说明两个系统比较和谐,关系非常密切;②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市域差异较大,表明在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耦合方面,湖南省的各个市(州)之间实力呈非均衡态势;③湖南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度与耦合度表现出区域聚集性特征,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指数表现最明显,在所有的区域当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张家界市的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度都不高。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注重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力度的同时,大力推进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和共进。     

基于“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视角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以天津市蓟州区段截庄为例

文章结合“三生”空间功能协调规划，为乡村发展提供科学用地保障，以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研究以天津市段截庄村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的乡村振兴规划探索，根据所在村庄的影像数据、规划数据和自主调查等相关数据，对不同的空间要素按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种类型进行空间要素功能的识别与分类；然后，基于段截庄乡村空间载体的识别，建立以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为对象的“空间适应性”评价体系；最后从“三生”协调融合的创新角度，提出村庄空间布局优化建议：北部区域，以生态空间为绝对主导；中部区域则以生活空间为主，生态空间为辅进行优化建设；南部区域以生产空间为主，生活空间为辅，并最终总结出其对乡村振兴的启发与思考。     

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度模型,厘清2016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旅游资源要素是主要动力,人居环境水平整体较高且空间差异不大,北京人居环境水平最高,西藏最低,居住环境是主要动力。(2)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大多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山东耦合度最高,宁夏耦合度最低,两者协调度整体不高,以濒临失调类型为主,广东协调度最高,西藏协调度最低。(3)影响旅游产业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单项指标障碍因子方面,人居环境指标的障碍度高于旅游产业指标的障碍度,子系统障碍因子方面,障碍度大小排序依次为基础设施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旅游资源要素旅游人力资源旅游市场规模。     

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演变与影响因素

运用熵值模型、耦合度、协调度模型,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构成指数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产业生态化水平由2000年的0.317上升至2015年的0.730,产业效率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协调度逐渐提高,以中高度协调为主。②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明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区产业生态化指数以及产业效率、生态效率最高,而河北、广西等地区相对较低。协调度、耦合度也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③工业集聚与区域产业生态化、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城镇化、全球化与产业生态化呈显著性正相关,市场化与生态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研究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基于省级尺度时空演化分析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分析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2年以来全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差异逐年缩小;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但省份间的联动效应及高值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经济城镇化、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社会城镇化是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生活富裕最关键。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数字经济产业系统耦合协调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间时序非线性交互关系,分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机理,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基于江苏实证分析,测算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水平.研究表明,2014-2018年期间,江苏数字产业化对产业数字化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产业数字化对数字产业化也具有较好的拉动效应,虽然在某些年份呈现协调度不高的情景,但江苏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度与协调度逐年提高.     

高质量发展与“两山”转化：测度及时空演进

高质量发展和“两山”转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基于“两山”转化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评价“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两个维度间的相互转化水平,引入皮尔逊系数探讨高质量发展与“两山”转化的相关性,进而分析相关指数的空间分布及时空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2009—2019年,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各省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低、驱动因素与薄弱环节存在显著差异;（2）“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呈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趋势,总体处于勉强耦合协调状态,即“两山”转化水平处于中等偏低层次;（3）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正相关,即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两山”转化水平越高;（4）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质量发展与“两山”转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