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解除权

本文结合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围绕《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国际货物买卖中的合同解除权的概念、要件、行使情形、法律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对国际货物买卖中的合同解除权制度有清晰的掌握。     

法定解除权约定排除的实证研究

《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制度继续沿用《合同法》法定解除权的相关内容,同时明确了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定解除权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重要设计,其能否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排除适用却在司法实务界一直存有争议且现实中不乏不同判决和司法观点。法定解除权作为形成权,不宜用任意性法律规范和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视角解读;在法定事由出现前亦无法确定权利主体故亦不可事先抛弃,它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法益和司法价值。因此,法定解除权不可以任何形式的约定予以排除适用。     

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本文从审判中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实践应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同结果角度出发，系统分析合同的解除与解除权行使的主体、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法定程序以及合同解除权行使后的法律救济。从而得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     

谈保险人的合同解除——基于新旧《保险法》比较研究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既关乎自身利益,也关系到保险合同另一方的利益,考虑到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新旧《保险法》在条款中均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严格限制,特别是新实施的《保险法》中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弃权和禁止反言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新修订的《保险法》在相关条款与以前有所不同。因此,探讨新旧《保险法》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合同缔结与履行若干制度的实践意义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作为经济运行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文件——合同，务求规范以约束合同行为。本文依据《合同法》探讨了合同行为的基本准则及合同当事人的相关权利，以求加深对有关制度的理解。     

保险代理合同的法律定位

通过对代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认为保险代理合同应遵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有关规定，同时也应合乎《保险法》的特殊原则。保险代理合同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商事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因此应将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规定和保险公司的具体操作方式进行修正。另外，还对保险代理合同与委托授权书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建议我国确立委托授权书制度。     

关于寿险合同能否作为强制措施对象的法理思考

保险合同成立后,除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外,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必须在法律有规定或合同有约定的情形下才能行使。保险费从本质上说是保险公司承担被保险人风险的代价,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的保险费是保险公司的应得利益,原则上不负返还之责。保险金的归属具有专属性。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的债权不能优于受益人的受益权。     

旅游合同第三人及其责任界定

合同第三人制度作为合同法总则的重要内容，对于作为无名合同又经常涉及第三人的旅游合同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旅行社条例》等新颁布旅游法规，将合同第三人制度具体化于旅游合同制度中，明确旅游合同之债权人、债务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债务人和第三人承担责任的理由，对于明确旅游者的权利保护情形实属必要。     

论违约方申请合同解除——《民法典》580条第2款的理解和适用

《民法典》580条第2款弥补了立法上没有规定违约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空白,其性质不是法定解除权而是司法解除权。该规则主要用于解决合同僵局问题,通过法院审查是否属于合同僵局以及是否有必要解除合同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不是一般性规则,需要在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以及程序条件上进行适用的限制。同时,因为该条款诞生的仓促性,其内容和立法语言还存在不足的地方,在适用时需要和《九民纪要》规定的违约方起诉解除规则相衔接,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股权分期付款转让合同的解除限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7号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67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说理混用了《合同法》第94条和第167条(现民法典合同编第563条和第634条)的解除条件.股权分期付款转让合同中出让人行使解除权,应首先承认股权分期转让合同作为无名合同要参照适用买卖合同,再考量其是否满足分期付款买卖的物先交付性和分期付款性,其合同适用范围应不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所限定...     

预期违约制度的理论分析

我国《合同法》已对预期违约制度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合同法》中同时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由于两项制度有着类似的功用,因此有学者对预期违约制度存在的价值产生质疑,甚至主张取消预期违约制度。概括性地介绍了预期违约制度,分别从预期违约制度法律价值、法律基础以及经济分析的理论角度,论述了预期违约制度在《合同法》中存在的合理性。     

合同的形式瑕疵及其补正——《合同法》第36条的解释与完善

我国《合同法》第36条应该解释为:法定或约定形式是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合同的形式瑕疵可以因履行而补正,但《合同法》第36条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程度、形式瑕疵补正是否有溯及力以及继续性合同形式瑕疵补正的效力等问题缺乏完备的规定,对于约定形式的欠缺没有予以特殊处理。对此,应当予以完善。     

论第三人侵害合同

对于第三人侵害合同的性质存有多种学说,其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是基本命题,我国合同立法应引入第三人侵害合同制度。     

劳动合同书面订立之思考

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形式.我国现行劳动法只明确了书面劳动合同的效力,至于口头劳动合同的效力问题则未予规定.应完善劳动合同相关制度,尽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比较研究

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具备完善的预期违约制度或不安抗辩制度有利于合同当事人顺利履行合同,保障合同目的的实现.由于此,该两项制度被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以及相关国际公约所重视.我国《合同法》则同时规定了这两项制度.但在有关问题上却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澄清认识上的误区.     

论后合同义务

国内外立法中均有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后合同义务与合同给付义务、合同约定义务、先合同义务有着显著区别.后合同义务包括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照顾义务、不得同业竞争义务等内容.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是不同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其承担方式有损害赔偿和实际履行,赔偿范围为实际损失.     

契约自由与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对其进行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对履行合同的要求,不对契约自由构成限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划分为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对不同类型的限制,各有对应的司法干预方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应当合法、合理和必要,应以实现契约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平衡为目的。     

劳动合同服务期之探讨

劳动合同服务期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合同期限,两者在适用前提以及违约后果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区别。服务期规定的出台体现了《劳动合同法》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立法理念,适应了不同人群的需要,但服务期条款也存在规定不甚具体、内容不甚明确的缺陷,因而需对其作进一步探讨,厘清相关问题,以发挥服务期条款的应有作用。     

预约合同的性质初探

预约合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适用越发频繁,而我国法律却没有对预约合同做出详细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大量预约合同因为效力问题而达不到当事人适用本意。对预约合同从渊源概念入手分析预约合同最初追求的法律效果,通过对预约合同与我国民法相似法律制度辨析得出预约合同应具有的法律效果并对立法实践提出完善建议。     

略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不应局限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框架内。“融合论”既是对传统“区别论”的置疑 ,也是对“区别论”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