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改革三大问题待解

2010年改制伊始,福建省厦门市因地制宜,在全市11个有基础的村(居)先行试点。通过实地调研和试点总结,发现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中不仅涉及工商注册登记问题,还涉及税收、财政等多方面因素,改制工作存在诸多的难点和疑惑。三个不利因素法律缺失,股份经济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农村社区     

稳步推进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正>自2011年起,江苏省扬州市全面开展以建立村(居)经济合作社为重点的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从"量化资产、按股分红"的有条件改革,向"明晰产权、界定成员"的全方位改革拓展。截至2014年底,全市建立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居)经济合作社和社区股份合作社1100个,折股量化集体经营性净资产18.36亿元,入社成员259万人,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全覆盖。三年来,     

产权改革助力城市化建设

正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辖3个镇、3个街道、94个村、49个社区。随着城中村改造的陆续完成,该区把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加快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明晰产权归属,激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了社区经济发展和社区管理提升的双赢。明晰集体资产产权关系,促进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对改制村居资金、资产、     

浙江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乡村集体企业改制之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次重大突破。1993年5月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诞生,标志着浙江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拉开序幕。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一些地方纷纷将村经济合作社（《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为村经济合作社）改革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少数改革为股份制公司。到2008年6月底,浙江已建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1044个,累计量化集体资产208．4亿元,享受股份社员149．2万人;2007年社员按股分红9．6亿元,人均698．18元。     

一个城中村集体“确员”实例

<正>东长社区位于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人口结构复杂、资产量大,是典型的城中村。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868人,集体土地总面积1156.44亩,集体总资产1.16亿元,经营性收入926万余元,主要来自物业出租、投资收益和飞地抱团项目,实现分红279万元。成员管理变革2009年股份合作制改革,成员实行静态管理。东长社区自1983年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2003年撤村建居,2009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成立东长股份经济合     

来自改革试验区的报告:玉田县的社区股份合作制

来自改革试验区的报告：玉田县的社区股份合作制程宏章贾会富王印宏李如忠１９９４年以来，作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河北省玉田县将股份机制引入村级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探索。目前全县已有１４８个村完成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社区股份合作制的实行...     

破解集体经济组织改制难题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地方实行"撤村建居",撤销村委会建制,实行社区居委会建制."撤村建居",导致原村行政区域被打破,涉及管理体制转换、集体资产改制、社区公益事业建设、农民权益保护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远非更换一个牌子、改变农民身份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的系统工程.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结合实际,开展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的探索工作.笔者结合义乌市的实践,对积极稳妥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破解改革中出现的难题,提出一些思考.     

浙江省：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调查与分析

近期,我们对浙江省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情况作了专题调查。本文根据调查情况,重点分析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动因与制度创新,并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作一些探讨。一、改革的动因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主要类型之一。浙江省自90年代以来各地就一直在探索,但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还是近两年。从调查情况来看,截至2003年6月底,已完成社区股份制改革的有125个,正在实施改革的村有137个。从推行时间看,2001年前完成改革的村数有52个,2002年和2003年6月底前已完成改革的村数达到了73个。从…     

余姚村级股份制改革思考

<正>余姚股份制改革分析浙江省余姚市村级股份制改革始于2000年,当时基于村级福利分配的需要,个别地方如梨洲街道城郊村借鉴广州、南海等地经验,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随着城市化和旧城改造步伐加快,浙江省及宁波市相继出台《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意见(试行)》和《浙江省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的通知》,全市村级股份制改革稳步有序推进。至2013年底,全市279个村(社区)完成股份制改     

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宁波探索与思考

为适应近郊农村城市化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宁波市一些地方逐步开展了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试点。市委、市政府也多次出台文件,对股份经济合作社深化完善、改革重点作了原则性规定。到2011年底,全市累计有548个村(社区)经济合作社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占村(社区)总数的19.3%;量化集体资产总额117.6亿元,     

南京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究

<正>南京市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现状南京市7个郊区现有697个涉农村(社区),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平均为205万元;其中雨花台区最高(445万元),高淳区最低(113万元);近郊区(雨花台、江宁、栖霞、浦口)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明显好于远郊(六合、溧水、高淳)。南京市共成立了662个村级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及29个组级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其中经过工商注册登记     

内蒙古将大幅提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

近年来，浙江探索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的对象主要是省内城中村、城郊村和年净收益在100万元以上、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据浙江省农业厅统计，自该省开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以来。截至目前，共对省内705个村完成了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累计量化集体资产163亿元，享受股份社员达到78．5万人，     

严格把关规范社区股份合作社建设

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按照试点先行、全面推进、规范提高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社区建设进程。为保证改制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该区在工作中     

对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权益的思考——以大连市中革村“企业举债式”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个案

对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权益的思考——以大连市中革村“企业举债式”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个案潘劲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股份合作制已成为城乡中小企业改制的重要方式。然而,在以股份合作制改造现有企业时,集体资产流失、集体权益受损现象时有发生,由此引申对下述问题的...     

加快推进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上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利益的有益探索.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本市闵行区虹桥镇部分村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以股权形式量化到人,并按股进行收益分配.此后,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形式不断拓展,改革层面不断扩大.至2012年底,全市累计已有7个区30多个镇(含街道、工业区)的13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126个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社.已改制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2011年分红3.3亿元,人均分红4240元,比上年4084元增长3.8％.闵行区改制后的30个村3万多农民人均持股3.2万元,人均分红6000元.松江、闵行等区还积极探索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京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三种基本类型

2010年，北京市农委牵头总结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九种模式：即“整建制转居”模式、“个人投资入股”模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模式、“产权＋林权”模式、“资源＋资本”模式、“乡村联动”模式、“先重组，后改制”模式、“撤村转居”模式以及“土地股份合作制统筹”模式等，其中，前五种为村级改制，     

晋江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实现强村惠民

<正>福建省晋江市按照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任务要求,狠抓落实、大胆创新,全市197个有经营性资产的村(社区)全部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53万人,完成设置股权412.51万股,量化资产30.58亿元;186个没有经营性资产的村(社区),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41.63     

浙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观察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为适应城市化发展和撤村建居的要求,浙江省以行政村为单位开展了农村集体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探索,由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等人口流动较频繁、户籍"农转非"较普遍、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村率先实践,并逐步向其他类型村扩展。     

股权改制与精英“牟利”——一项“城中村”社区组织改革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对济南市前屯居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内容分析，指出我国城市边缘区“城中村”社区组织股份公司制改革的实质依然具有产权不清的股份合作制特征，改制的结果一方面为解决土地与集体资产收益分配引发的群体利益矛盾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同时也为村庄精英牟利留下了制度空间，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问题与制度障碍。     

股权改制的适应性效率与结构性困境探析——宁波市江东区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宁波市江东区近郊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内容分析,为我国城市近效农村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构造出了相对明晰的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近郊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围绕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与收益分配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但由于农村集体资产改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整体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因此这一改革路径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关照、配套政策的支撑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