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两个"必要劳动时间"

只有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能系统地认识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基本范畴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是必要劳动时间一般,它决定抽象价值,表现为价值形式;部门内的平均化形成必要劳动时间Ⅰ,决定市场价值;而部门间的平均化形成必要劳动时间Ⅱ,决定生产价格,其调节会对一个部门的所有商品产生共同贬值或升值的作用,即市场价值本身的偏离。供求关系的竞争帮助商品找到凝结其中的抽象劳动,找到平均化的必要劳动时间并显示由其所决定的价值,而不存在供求关系也决定价值的情况。     

对价值实现的再认识

从《资本论》中关于价值的定义入手,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层含义对价值实现的意义。更进一步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库存增加,企业亏损,内需不足的影响。得出结构不合理,实际投入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是症结所在,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对劳动价值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针对这个问题以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但可以参与收益的分配等，做进一步的阐述与澄清，从而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     

《资本论》的逻辑与价值决定的两个问题

马克思从现实社会的商品中抽象出“价值”,并指出,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阐述了价值决定的一般性意义或价值决定的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给出了价值由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论述价值决定的一般意义时舍象掉了竞争等因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把握他的理论,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离开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离开了他的理论逻辑,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掌握他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应用,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丧失解释力。     

复杂劳动还原与产品的价值决定:理论和数理的分析

复杂劳动还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传统难题。本文批判地考察了过往关于复杂劳动还原的理论,尤其是希法亭的理论,在汲取这些理论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教育培训劳动与产品的价值形成过程的关系。本文提出,应同时立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将希法亭和鲁宾所代表的两种理论传统经过适当的修正综合在一个框架里。本文据此设计了可以求解复杂劳动还原系数的新模型。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在经验中识别相关部门是否存在复杂劳动还原的问题,给出了一个简易的解决方法。     

论两种必要劳动时间与市场价值决定和实现

马克思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市场价值决定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批判性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消费决策理论,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供求模型可知：时间Ⅱ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从需求侧规定不同消费量的期望劳动量;时间Ⅰ在生产过程中规定不同实际劳动投入量创造的平均价值;在非均衡和短期均衡中,生产的实际劳动投入量与期望劳动投入量不同,平均价值不等于社会价值。通过蛛网模型探究供求双方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走向均衡的过程和利用部门间资本家的竞争说明短期均衡向长期均衡的演化过程后可知：长期均衡状态下,时间Ⅱ规定的期望劳动投入量与实际劳动投入量一致,该劳动量下时间Ⅰ规定的平均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等,市场价值得以实现。     

商品价值量决定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价值转形视角的新认识

国内学术界对于价值决定①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与国外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价值决定是否考虑了需求的作用,或者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价值决定的论述中对供求因素的分析。结合国内转形问题研究成果,按照价值转形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将劳动价值论看作一个价值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马克思对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指出:就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量关系来说,始终是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在价值转化的不同范畴和层次上,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决定个别价值,进一步决定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的三个不同范畴和层次上分别由价值、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     

价格决定价值和价格的形成

消费者总是根据价格来调整需求量,使物品于自己的价值恰好等于价格,因此是价格决定着价值,而不是相反。效用最大化是时间约束下的最大化,因此时间可以用来测量效用价值,这和劳动论有了统一的基础。交换时,买方遵循等边际原理,卖方遵循收入最大化原理（也即比较优势原理）。一定的价格对应着一定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供求量的不平衡决定着价格的运动方向。     

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

中国的原始工业化发生在明清时期,在这一时期,以传统家庭经营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手工业迅速增长,不仅市场范围空前扩张,生产组织形式逐渐演进,而且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家庭内部"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行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密,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也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技术进步迟缓和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的影响,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不高,即出现了斯密化增长与过密化增长交织并存的现象,并对后来的近现代乡村工业化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可以发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而这被理论界称之为斯密-杨格定理.从思想史贡献和理论体系来看,这一命名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贡献.本文忠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著,开展了以下工作:(1)追溯思想渊源,梳理发展脉络,从思想史上阐明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最完整地论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思想;(2)阐明两类分工在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中的地位,并对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提出新解释;(3)基于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解析分工的内在结构,提出以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机制,以此为基础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工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中国的社会分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分工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慢慢变革着生产关系,产生了许多深层次问题。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唯物辩证地阐述了分工的产生、运动及消灭的运动规律,为我们认识、分析及解决当前的社会分工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内生性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网络和产业生产价值链——一个基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的产业发展分析的新框架

文章以内生性的专业化和分工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内生性产业集群和产业分工网络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集群、产业分工网络和专业化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作用规律。模型的结论认为,国家(产业)间的制度效率与竞争强度之间存在着循环效应,而这种循环效应能够决定产业集群的布局和配置,决定各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并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状态。尤其是,一国技术(经济)系统的制度效率的进步将会增加市场交易的需求,进而扩展产业分工的网络规模;而这又将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扩大产业网络的范围,提升该国在产业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     

How German Labor Courts Decide: An Econometric Case Study

Abstract. Court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labor markets, ofte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German labor courts provide a vivid example in this regard. However, we know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court behavior. A unique dataset on German labor court verdicts reveals that social and other criteria like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the type of job, loc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d court composition influence court decisions. At least as striking is that workers' chances to win depend on where and when their cases are filed. This generates considerable ex ante uncertainty about outcomes.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体现

投资者关系管理起源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它是指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和市场营销等手段,建立和加强与投资者(包括现有的及潜在的投资者)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联系和沟通,形成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求降低投资者风险,创造关系价值。文章从公司价值、公司治理、公司战略和危机管理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体现,旨在使上市公司的沟通行为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公司价值的提升。     

Infrastructure and Evolution in Division of Labo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rastructure expenditure and endogenous growth generated by spontaneous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It identifi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frastructure expenditure to take place and its equilibrium time path. Dynamic equilibrium shows that the optimal infrastructure expenditur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network, and the level of division of labor increase concurrently. While infrastructure can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rough reducing the unit transaction cost, the total transaction cost each consumer-producer incurs rises as the optimal share of the infrastructure expenditure increase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垄断、分工与市场

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面临着垄断的指责,但这种指责却是极其模糊和偏颇的。本文从时间与空间对垄断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垄断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状态,其基础源于分工,是一个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下不断扩张的过程。笔者认为,从这种理论概念的澄清上可以看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绝大部分对于垄断的指责是偏颇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的。     

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协同演进

依据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一般特征,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及其实现条件;依据技术范式轨迹转移对嵌入在产品结构体系中企业排序的影响,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下价值网络重构;根据市场交易效率对价值网络重构下企业内生分工演进的影响,探究了内生分工企业比较优势提升问题。最后,总结性揭示了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的协同演进机理。     

跨国公司主导型国际分工及其理论创新初探

跨国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组织者。跨国公司主导型国际分工正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中凸显出来成为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并将是今后国际分工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全面了解掌握跨国公司主导型国际分工不仅要对它的含义进行分析，还需要对新分工模式的分工基础、分工格局和分工利益、分工效应以及贸易投资关系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