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07-2017年中国25家上市银行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公司治理与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正U型关系,较低的股权集中度会降低银行风险资产配置权重,股权集中度的提升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会促进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平滑单个董事表决权,导致董事会控制效率下降而引发银行经营决策频繁变动,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资本监管的趋严促使银行减持风险资产进行资本补充;资本监管对股份制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与城农商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力度依次递减。货币供给增速的放缓将降低银行存款吸收能力,由此加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货币供给对银行信贷存在制约效应;经济增速的下调将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由此加大银行风险承担,银行存在顺周期放贷倾向。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离银行信贷渠道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影响不一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或货币供应量增加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银行风险无显著相关性。(2)证券活动越多、存款负债比率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强;资本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弱,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敏感性则相反。银行信贷渠道代理变量影响到了银行风险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多维度视角下地区性银行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影响

文章以2013-2018年全国315家地区性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影响,从股权集中度、风险承担以及信贷规模等多维度视角探究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内在影响。研究发现:(1)地区性银行市场竞争会抑制金融创新;(2)股权集中度会削弱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风险承担会增强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信贷规模会增强市场竞争对金融创新的抑制作用。提出了地区性银行开展创新行为和优化经济效益的建议: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并引导其有序市场竞争、适当增加股权集中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适当控制信贷规模。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

本文采用2003~2013年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建立GMM广义矩估计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该风险承担渠道受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2)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风险资产占比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成负相关关系,流动性比例与其比成正相关关系。(3)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等越高(监管力度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敏感性越弱,其中前三者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增加,而流动性监管削弱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降低。     

贷款集中度与银行风险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2007-2015年39家银行的年度数据,分别使用行业贷款集中度、客户贷款集中度与银行规模大小作门限变量,建立门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贷款集中度与银行风险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最后根据我国贷款集中情况,给出政策建议.     

政府股东、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是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银行治理的漏洞一旦扩散,会大幅度提高银行风险、动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打击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贷款质量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关键指标,是政策监管的核心。本文对中国74家上市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4年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政府控股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最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风险水平低于非境外持股的银行。     

政府监管及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

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质上是银行危机。为此,研究哪些因素对商业银行风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银行业市场进行了相关考察研究,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度量指标,结合商业银行自身规模,以中国9家上市银行2008年3月-2012年9月期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监管和银行规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规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超额资本充足率对银行对抗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影子银行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7-2020年中国120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商业银行主动发起或主导的类信贷影子银行业务对自身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1）影子银行业务增大银行风险承担，表现在影子银行业务参与度越高，银行总体稳定性越低、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越大、银行流动性风险越大；（2）影子银行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银行类型异质性，对于非五大国有银行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对于五大国有银行并未形成显著影响；（3）影子银行业务通过增加银行表内收益的波动性增大银行风险承担，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是商业银行在严格资本和拨备监管下的被迫选择。因此，应对影子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重点监管非国有银行主导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继续积极稳妥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但也应允许适度有益的影子银行创新存在，以弥补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     

利率市场化、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股权结构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而利率市场化则会影响二者关联的强度。本文基于2006—2015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三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够削弱银行风险承担;国家控股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弱化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时强化了股权制衡能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不断优化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更合理地管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6年至2021年36家中国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负向关系起中介效应。资本充足率对其起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城商行而言,其中介效应更显著;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股份制行和农商行而言,其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要有效防范银行风险,就必须适度加强货币政策稳健性,优化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制度和资本监管水平。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银行集中度、企业信贷与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银行集中度对于宏观经济和三次产业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集中度越高,外在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弱;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控制银行集中度后,金融发展因素不再显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银行集中度越高,企业的长短期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越小。高银行集中度对于企业信贷的抑制提供了银行集中度减缓外在冲击对于经济波动影响的微观基础。     

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银行绩效——基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城市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其信贷行为、不良贷款和银行业绩的综合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和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越高,贷款集中度越高,经营绩效也越差;银行的大股东同样存在的"掏空"动机,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而银行中的独立董事对银行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我们还发现,股权结构会通过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和贷款流向影响银行经营业绩,从而揭示了股权结构影响银行绩效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本文的研究为银行公司治理与银行绩效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于加强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控制、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安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银行所有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控制——基于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Berle和Means(1933)提出的所有权集中可以改进银行风险的观点,选取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05-2010年的相关数据,采用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检测银行风险的衡量指标,对银行所有权集中度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所有权集中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也会增加不良贷款率,这说明银行所有权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不能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因此,所有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程度呈倒“U”型.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的视角

从风险累积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两个视角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增加了银行风险,且三者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风险累积效应;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通过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以及境内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等信贷渠道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银行风险累积,从而增加银行风险;跨境资本流动、跨境资本流入、跨境资本流出均显著提高了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和实际汇率的波动水平,且跨境资本流动通过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将波动水平传染至银行系统,增加了银行风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汇率市场更是强化了这种传染效应。     

利率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2年期间有关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32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金融数据,采用GMM一阶差分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利率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与否以及银行异质性是否并且如何作用于该渠道。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我国,确实存在着利率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并且利率政策的立场与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及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低利率环境将导致银行更高的风险承担;(2)在我国,利率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依赖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和资产规模,资本越充足、规模越大的银行其抵消利率政策影响的能力越强,其风险承担对利率政策的反应相对不敏感;(3)利率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国有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     

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的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以2018年资管新规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对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越大的银行在资管新规实施后其系统性风险降低越显著;异质性检验显示,国有控制、高存贷比的银行受资管新规政策影响更大,系统性风险下降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通过提高贷款质量和资本充足率的路径可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调控、银行市场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而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的相互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其并未改变货币政策、银行竞争单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