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政府污染减排补贴政策选择的研究

当前,围绕节能减排的补贴政策已广泛被各国政府采用,而不同的补贴政策可能在减排效果、产品产量及价格影响上存在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在博弈的视角下,重点研究了价格补贴与研发补贴的污染减排效果差异.结果表明:政府的价格补贴在降低本国最终产品产量的同时增加了外国最终产品的产量,从而能够有效降低本国的污染排放,但将导致外国的污染排放出现较小幅度的增加,而研发补贴则将同等降低本国和外国的污染排放量.相比较而言,本国价格补贴比研发补贴对减少本国污染排放量的作用更为有效.此外,本文还发现了最优补贴水平受到污染税率等因素影响的事实.     

中国环境质量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探讨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就具有了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对影响环境质量变化的诸多因素作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GDP对废水排放总量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正处于经济结构作用的上升阶段；工业能源消耗增加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会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工业增加值、工业能源消耗对工业二氧化硫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是减少烟尘排放的有效方式；节能和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是减少工业粉尘排放的有效选择。     

FDI、“资本深化”与工业污染排放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0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测算出中国的环境技术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FDI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FDI、资本禀赋、国有产值比重、环境技术效率等变量对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排放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验证了"环境避难所"假说;FDI流入不仅直接带来大量的"三废"污染排放,而且通过关联效应驱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工业化和"资本深化",间接导致污染排放增加;资本禀赋、国有产值居高不下均强化了污染排放,环境技术效率显著弱化了污染排放。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本文研究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尝试从经济、贸易与环境利益综合平衡的角度为中国的FTAAP战略提出建议。量化突出了削减非关税措施(NTMs)的影响,在GTAP9数据库基础上,通过CGE模型,开展多种"政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FTAAP能够带动中国和区域内多数经济体贸易额、GDP、社会福利等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增长;FTAAP对于中国的环境影响由规模效应主导,总体上增加污染排放,但削减NTMs方案情景和自由化中方案情景的结构效应可以促进中国行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减少多种污染排放。中国应积极推进FTAAP的建设与积极推进,将其作为实现在亚太区域经贸利益的重要抓手。中国不应排斥甚至应积极推动在FTAAP条文中设置环境条款和章节,在实现经贸利益的同时兼顾环境利益。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基于政府廉洁度的视角

本文从政府廉洁度的视角出发,在考虑FDI影响环境标准的制定——即环境规制是内生的前提下,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工业FDI、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如下:(1)我国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确实对FDI有显著的吸引作用,前人的研究低估了这一影响;(2)FDI对环境标准的影响与当地政府的廉洁程度有关,在我国目前状况下,FDI对当地的环境标准有负面影响;(3)总体来说,外资确实增加了当地的污染排放量,而对污染排放密度的影响未得到定论.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武汉市渔业生产力与其人文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性分析

以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百湖之市＂——武汉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武汉市渔业生产力与其人文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项人文影响因素与渔业中鱼类、虾蟹类、贝类和其他类生产量的关联度均在0.6以上,人文因素是影响渔业产量的基本因素;总体上化肥用量、养殖面积和城市化对渔业生产的影响较大,而人口密度、人口素质和人均GDP的影响较小;化肥用量、城市化、养殖面积和人口密度是影响武汉渔业生产中鱼类、贝类和其他类产量的主要人文驱动因子;人均GDP和人口素质是影响武汉虾蟹产量的主要人文驱动因子。     

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计量模型研究

文章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根据安徽省1985-2009年消除膨胀影响的人均GDP为经济指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料生产量、为环境质量指标,分析安徽经济与环境状况,建立相应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安徽省的环境曲线不符合典型的EKC曲线,安徽省废水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为"U+倒U"型;废气排放与固体废物排放曲线类似于倒U型EKC的左半部分,尚未到达拐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自动发生的。安徽省环境总体形势比较严峻,环境问题亟待解决,建议安徽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科技进步以及继续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