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农”问题和农民工的低收入水平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当引起各界的特别关注。此外,在全社会还要切实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结果到机会——基于跨国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平观的转变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将财政政策关注焦点从结果公平转向机会公平,对于个人可控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不应作为政府行使收入分配职能的主要空间,政府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个人无法控制因素,特别是社会歧视性对待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方面.只有让穷人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是如何扩大的?--兼与几种流行观点商榷

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既不能单纯用经济增长型倒U假说解释,也不能用部分经济转轨国家的例证解读,它是由中国特有的城市偏向分配政策造成的。在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中,有4类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干预;有利于城市的转移项目;税负的不公平和农民获得收入后的财富转移。文章最后对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对为何要从起点公平入手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理论探讨。     

如何解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科学的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是上述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本身造成的,而是没有全面贯彻执行上述收入分配原则和政策所带来的恶果。“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是提高低收入者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简称为提低、扩中、调高、取非。“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没有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原则和政策。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理解为公平优先,或公平与效率并重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央提法原义的。     

公平与效率:现代社会追求的双重目标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抉择,人类社会就是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协调关系中前进的。我国现阶段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具有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审视实践可以看出,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在推进“兼顾公平”方面的力度还不够,为此,政府要把大力推进公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新时期公平与效率研究述评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建立,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也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公平问题日益严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三种观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和“公平与效率并重”。作为社会问题的研究,既要着眼当代,又要立足长远,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公平与效率：现代社会追求的双重目标

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抉择，人类社会就是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协调关系中前进的。我国现阶段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具有合理性。但是，目前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审视实践可以看出，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在推进“兼顾公平”方面的力度还不够，为此，政府要把大力推进公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     

“收入均等化”理论评析

“收入均等化”理论是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等人提出的一种增进社会福利的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应当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收入均等化”对于实践“三个代表”，公平收入分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重庆市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重庆十一大社会阶层总体收入差距较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也比较明显;阶层间收入分化界线已经出现,收入水平呈五级“金字塔”结构。各阶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社会上层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和性别,文化程度对社会中下层收入影响显著。应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阶层内部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并通过“调高、扩中、提低”来调整收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