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不增、死不减”完善农地股份合作制——深化珠江三角洲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为什么“生不增、死不减”可以引入农地股份合作制 80年代中期以来,在神州大地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探索中,有两种制度创新形式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在贵州湄潭改革试验区推出的“增加人口,不再增地;减少人口,不再减地”(简称“生不增、死不减”),不仅在贵州全省风靡,而且在1995年新一轮承包期到来之际,被中央推荐给全国各地,虽不强求实行,但其被“提     

教育能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吗——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4省11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4省112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分别从转入户和转出户视角实证检验教育及培训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转出土地的作用并不显著,但能显著地促进转入户转入土地;农业培训会抑制土地转出,但能促进土地转入。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民种田意愿较低的情况下,提升农民教育水平、有针对地开展农业培训将有助于促进土地流转,并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     

基于意愿调查的农户信贷需求是可靠的吗——以农地抵押贷款为例

意愿调查被广泛应用于对农户信贷需求尤其是创新型信贷产品需求的研究中。为了验证意愿调查结果是否可靠,本文以农地抵押贷款为例,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方法模拟了贷款决策现实环境,利用298户规模农户的实验数据,比较了两轮意愿调查农户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差异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意愿调查明显高估了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本实验通过自然灾害模拟和贷款产品信息干预构建了接近现实的贷款决策环境,影响了规模农户的风险决策态度,进而影响了规模农户对贷款需求的表达。据此,相关研究应当完善意愿调查方案以降低假想偏差的影响,提高意愿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与农户生态生产行为——以农药、化肥施用为例

目的 揭示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效应,探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健康的新路径。方法 文章构建“土地整治—农地细碎化—农户生态生产行为”逻辑框架,基于湖北省天门市、潜江市、咸丰县、宣恩县483份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不同模式土地整治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 （1）土地整治通过治理农地细碎化,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与机械发展,有效降低农户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的投入,有助于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2）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新农主导模式以现代农业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农户的主体作用,强化土地整治与农地流转的耦合关联,更有利于改善农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生态生产行为的促进效果也更为明显。结论 应将农地细碎化治理作为土地整治的核心内容,在巩固和完善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加大新农主导模式的支持力度,增强农户生态保护与社会责任分担意识,不断推进土地整治模式的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在塑造农户生态生产行为、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作用。     

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分析——以"徐庄模式"为例

在全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中,山东省枣庄市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的徐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建设培育社会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枣庄市政府取得试验成效的有益经验,对其进行细致的调查总结和理论升华尤为必要。     

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性分析——以“成都模式”为例

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对农村土地流转"成都模式"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分析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性,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在实践上对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剩余劳动力等有重要的作用。以"成都模式"为出发点,对其影响因素、政策定位进行了判断,针对土地市场、土地产权、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和行政执法与监督等5个方面开展价值取向分析,总结出"成都模式"在农村产权制度、融资模式、耕地保护-社会保障-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经验,并对其特殊性进行了判断。     

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以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对两种模式农地整治的增收脱贫均有显著影响,影响显著的生计资本指标对PPP模式农地整治增收脱贫的边际效应高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政府应该引导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地整治扶贫,以提高PPP模式农地整治扶贫项目的比例;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区农户全部脱贫。     

“大小兼容”的农地连片经营如何实现——以江苏盐城亭湖区“小田并大田”为例

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地连片经营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本文把以自主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拓展至协同治理情景,并结合江苏盐城亭湖区的改革实践,分析如何在农地细碎化治理的同时,让小农户和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都能获得合意面积的连片农地。研究发现：农地连片经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可用耕地面积、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但是,由于涉及多个相关主体且异质性农户的农地经营需求不同,“小田并大田”的集体行动难以达成。亭湖区的经验表明：构建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协同治理机制,提供具有充分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以“承包权不动,经营权连片”方式推动改革,是改变农地细碎化利用状况、实现“大小兼容”农地连片经营的有效途径;“政府支持+村民自治”是推行“小田并大田”的重要思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经营权的“统”,赋予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统”新内涵。本文研究认为,在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政府的引导支持,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高制度供给的灵活性,形成尊重农民意愿的包容性改革路径;实现相关主体的协同治理,注重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     

基于“三位一体”保护的耕地后备资源与提质改造资源调查评价研究——以广西农垦资源调查为例

近几年来,我国逐步改进占补平衡方式,加强耕地保护,全面落实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政策,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不仅要求数量对等,质量相当,而且平衡管理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在此背景下,补充耕地调查对象、调查范围、调查深度均发生变化。本文以广西农垦耕地后备资源和提质改造资源调查为例,通过建立最小限制因子评价体系,构建基于GIS、RS、随机抽样调查、正态分布原理推定等调查方法对耕地后备资源和提质改造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广西农垦补充耕地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及空间分布情况,提出开发利用建议,为广西农垦补充耕地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贡献—风险”的农地征收转用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研究 ——以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农地征收转用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贡献及风险,探寻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比例。研究方法:德尔菲法、"贡献—风险"分析法。研究结果:投资增值、用途转变增值、供求增值和政策性增值对土地总增值的贡献比例分别为17%、51%、16%和16%;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土地总增值的贡献比例为12%、22%、50%和16%;按照"贡献—风险"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法确定各参与主体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农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31%∶16%∶32%∶21%。研究结论:土地增值收益的形成主要是因投资、用途转换、供求关系变化以及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参与主体通过对增值因素产生作用对增值收益的形成做出相应的贡献,同时承担相应风险。"贡献—风险"分析法充分考虑了各方利益主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贡献及其承担的风险,体现了按贡献分配、按风险调节的分配思路,同时兼顾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利益,方法基本可行。     

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地方实践模式的考察——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

随着中央和社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模式。目前,在众多的地方社保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文章在综合分析两种模式的特点、优点和缺点的基础上,归纳出两种模式共同存在问题或称缺陷,并就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感知价值对其投入行为影响研究——以武汉、鄂州两地典型样本调查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决策的内在逻辑机理,分析农户农地价值认知因素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感知价值理论和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实际,构建关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参数估计结果,结合相关结果展开分析讨论。研究结果:城市近郊区农户农地投入的行动逻辑遵循"感知价值→行为意愿→行为响应"这一路径形式。研究结论:农户关于农地价值的感知对其土地投入意愿与投入行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影响。     

稳粮增粮“统”字诀——上海嘉定区粮食生产集体经营模式调查

<正>当松江模式聚焦了全国眼球、上海已明确全面推广松江模式的日子里,是继续把区内7万亩粮田作为一个大农场,走集体经营模式,还是化整为零,推广松江家庭农场模式,成为今年嘉定区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相比松江模式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嘉定粮食生产集体经营统字诀显得默默无闻,然而,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统字诀,统一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穷帽子,统出了村集体、合作社、职业农民三方的种粮积极性,保障了承包权户的土地流转利益。近日,记者深入     

中国山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遂昌县“公社模式”为例

本文深入分析中国山村旅游发展的困境,聚焦开发模式,探索对策。研究结合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理念,选取浙江省遂昌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为期四年的跟踪调查,从模式选择、路径探索、行动整合、发展成效四个方面解析遂昌公社模式的成功之道,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村旅游开发模式。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 效应研究 ——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及对策研究——以“丽水山耕”农产品为例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大数据应用及智慧农业发展。数字化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坐标体系下,山区县农业经济社会发展既是“短板地”,同时又是“潜力极”。积极探索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农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和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发展路径,对于丽水加快推进打造数字化品质农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双线模式”助力农民增收——以金寨县为例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可持续地维持和增加农民收入成为乡村振兴和发展的新课题,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文旅产业成为广大农村最普遍的选择。文章以金寨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方式,总结金寨县农村电子商务和线下自然文旅的发展现状,提出将农村电子商务与线下自然文旅资源结合的“双线模式”,助力金寨县农民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在线上直播销售的同时,利用金寨县自然旅游资源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等文旅资源形象,加深地区烙印,促进品牌化建设。线下文旅资源利用直播电子商务的引流作用持续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度,吸引游客。结果表明,“双线模式”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组合作用,助力当地农民增加经济收入。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困境与策略——以浙江省为例

粮食安全是关乎民生的战略问题,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本文以耕地资源稀缺的浙江省为例,在明晰耕地基本现状情况和已有耕地保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调研成果总结了开展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了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对策建议,以此为资源禀赋条件不足地区的耕地综合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限塑令”执行初期现状调查分析——以武汉市虎泉为例

塑料袋是白色垃圾的主要来源，全国人民每日消耗近30亿个塑料袋，这庞大的白色垃圾给我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白色污染，危害到我们的环境以及健康。200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mm的塑料购物袋，发动全民参与限塑活动。在限塑活动开展近一个月后，“限塑令”执行情况怎样？社会各群体、人群反应怎样？为了解这些情况，笔者于6月23日在武汉市虎泉附近对菜市场．市民、食堂经理．超市经理等进行问卷采访。通过整理调查问卷，以及采访笔录，分析“限塑令”执行现状，并提出几点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的思考——以湖南省浏阳市“股田制”为例

“股田制”作为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创新的一项探索工作,缺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碰到问题在所难免。本文分析了浏阳市“股田制”政策实施现状,并以农户调查为依据分析了“股田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认为顺利推进“股田制”进程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发展中介服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