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逆差与美国贸易保护的转变

一、中美贸易逆差问题的背景根据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从1993年美方出现逆差,当年逆差额为62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586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近8.5倍;根据美国的统计,从1983年起,美方对中方有逆差3亿美元,到2003年上升到1240亿美元,20年增长了412倍。按美方统计,1988年中国进入美国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上升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到2003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3%。中美贸易逆差备受关注的…     

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互补性。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借助贸易强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专业化系数等分析工具,定量地说明了中美之间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互补性的强弱程度及互补性的性质。结果表明,两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这是中美贸易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应该是中美双方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双边贸易竞争与摩擦的基本出发点。     

Dumping on Free Trade: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he passage of the Uruguay Round implementing legislation represents a natural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olicy goals of the U.S. import trade laws, to assess how well current laws achieve those objectives, and to explore possible reforms. I argue that there is a variety of policy concerns justifying a circumscribed set of import trade statuses. The relevant U.S. laws, however, have largely become divorced from such national welfare considerations and are now too often a mechanism for furtive protectionism. The Uruguay Round effected some (marginal) improvements but lef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laws unchanged. I discuss possible reforms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paper.     

中美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与贸易平衡

中美贸易关系是WTO安排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双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均衡缺口、中美和世界福利由中美成本因素、汇率、联合风险偏好、双边贸易不确定性和贸易相关性等五大因素内生决定。在五大因素约束下,中美贸易争端是贸易剩余分配而不是固定分配的争端,是实现双边贸易剩余分配合约修订的手段和反馈机制;贸易剩余分配是争端的目标和激励力量,贸易不平衡作为双边贸易博弈的结果以及争端启动和剩余分配调节的显示信号,指示着双边争端变动的方向。根据本文模型,中美五大因素对双边贸易争端、贸易剩余分配、贸易不平衡、中美与世界福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具体影响依赖双方五大因素的状态组合。模型模拟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严重损害中国和世界贸易福利而美国则因此受益,因此美国有继续扩大贸易争端和期待人民币升值的激励,中国将面临来自美方更大的贸易争端压力。     

政党政治与美国的贸易政策

贸易问题是美国政党斗争的焦点之一.随着两党所代表利益的变化,美国两大政党对贸易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拟揭示美国两大政党贸易立场的变化及其根源.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2018年开始,美国对华发起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关税战”和“技术战”两个方面。贸易战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明显的利益分化,利益受损方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代表力量成为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贸易战烈度甚至结束贸易战的主要动力。由于美国的产业呈现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在中美贸易战中利益受到损失的产业最终会通过它们所在选区的政治代言人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理解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理解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两国变换采取攻守策略的逻辑基础。作者认为,以产业集中分布为特征的产业地理和以选区为中心的政治地理是理解美国社会利益和政策偏好向联邦政府传导的两把“钥匙”,它们共同构成了塑造联邦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微观利益基础和核心动力机制。由于受损者比获益者更有动力站出来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作者在实证部分集中关注美国对华货物出口行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国内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而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反制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和汇率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近期美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辩论日益高涨,参议院于4月6日通过一项提议,如果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到市场水平,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一律实行27.5%的进口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美之间将要爆发一场“贸易战争”,其结果则是“两败俱伤”。过去20年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量的1/4;不仅中国的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而且近年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迅速扩大,使美国成为先进技术产品净进口或贸易赤字国,的确对美国制造业包括先进技术产…     

透视纺织品贸易摩擦背后的中美贸易关系

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于2005年1月1日起被正式废止，这对于长期受限的中国纺织业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由于预料到纺织品配额取消之后，可能会出现出口激增的局面，中国政府主动对纺织品采取了加征出口关税、降低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实行出口自动许可管理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以防对我国贸易伙伴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对中国的主动示好视而不见，还以“扰乱市场”为由，对中国的纺织品设下了种种的限制措施，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的路径选择

文章指出,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也风起云涌,特别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更是纷纷出台,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文章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政府、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建立健全贸易救济系统、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和鼓励创立自主品牌等,以突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