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传统儒商精神

由于受到明清商业大潮以及重商思想的影响，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揭示了大量的儒商现象。儒商精神主要表现在：济困扶危、乐施好善；诚信立德，利义合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经营头脑；曲线入仕，积极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蒲松龄在对儒商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生活客观再现，而是打上自己鲜明的思想烙印，使得儒商群体和见利忘义的奸商、恶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当下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的重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文武之道与科举废除

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意识的"文治",其背后的支撑恰恰是"武功".科举的盛衰,随国运而升降,而非国运随科举升降.近代武人的崛起,盖内外患交困之下整个局面的渐趋崩盘而不得不已,若过多的归咎于科举的废除,似有因果倒置之嫌.     

从《黄英》管窥蒲松龄思想的超前性

清代作家蒲松龄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传世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对社会丑恶现象予以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同时。作为冷静而具有普遍人文关怀精神的成熟作家，他接受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思潮。主动站到历史前进的思想前沿，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揭露黑暗，更歌颂光明，表达希望，宣扬民主，鼓励斗争，为普通大众指出通往幸福王国的道路。本文试图从解读《聊斋志异》中的《黄英》篇入手，揭示蒲松龄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思想。     

八旗科举与满人中原文化认同

八旗科举对于形成满人的中原文化认同，进而形成对中国多民族国家认同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意义已超出了科举制度的本身，正是由于八旗科举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认同，使得满洲作为一个民族，其民族特性逐渐消失，民族的本位认同逐渐也因文化认同的一致性而被国家认同所取代，满洲的汉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满洲汉化是通过文化上一致性融合到汉族之中，而不是民族间的同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符合民族发展的潮流，也是与传统中国民族发展的脉路相一致。     

《聊斋志异》——“悲士不遇”的集大成者

《聊斋志异》中有数量众多的知己故事。在此类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知己之情＂集中、迫切,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悲士不遇＂情结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蒲松龄终身不遇的经历以及他对＂知己难逢＂的切身情感体验,都驱使着他在小说世界中描绘着他所渴望的东西。在《聊斋志异》的＂知己＂类故事中,蒲松龄大多以花妖狐魅充当故事主人公,突出主人公身上的人性之光,集中、大量地在故事中抒发对＂知己之情＂的渴求。可以说,在蒲松龄之前,尽管文人学士在现实世界中屡屡碰壁,尽管许多诗人骚客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着＂悲士不遇＂的感伤,但是,他们的悲哀过多地纠缠于个人的遭际,他们的作品因数量不大而未能构成一种时代集体诉求的回响,因此缺乏对全社会底层文士的震撼力,也难以引发全社会的共鸣。时代呼唤着文学巨匠来完成这一使命,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应运而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知己＂的大声疾呼,贯穿全书始终,他有意识地在＂伯乐难觅＂的问题上寻求突破,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一笑几千年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蒲松龄的《聊斋》，聊斋中一个个柔媚、狡黠、善良的狐媚子是我年少遐想时一直一直的主角。记得小时候睡前，我常常喜欢回忆那些诡异的情节，总希望每日的梦可以从聊斋的某一个故事开始……而众多的狐媚子里面，我最爱婴宁，那个让王子服见一眼即病了，     

元代科举制度对元杂剧分期的影响综述

关于元杂剧分期，学术界代表性观点是“三期说”和“两期说”。研究者都认为：元代科举制度的停止与复兴对元杂剧的繁荣、衰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元杂剧繁荣与衰落的分期界线，以重开科举的元仁宗延桔年间比较合理。     

试析清代科举对桐城社会的影响

清代桐城是科举较为发达的地区,科举的兴盛对桐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加速了桐城的区域和阶层流动,影响了桐城家族的兴衰,还大大加速了桐城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桐城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近代科举制度革废的历史反思

科举制度在近代废除后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本文先对科举的残余现象进行分析，然后论述了科举制度的公平竞争，最后反思了当今高考制度的改革。禹考的改革也必须以平等为核心。     

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

“倒榻”原来非“倒霉” “倒楣”一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在考科举之前，考生的家里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