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那么，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尤其是能否促进以代际流动为代表的、更能体现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开放性的纵向公平?本文主要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人口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首先，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代际收入流动分析框架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然后将“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与CFPS数据相结合，利用DID模型以及包括工具变量法在内的多种内生性分析方法从实证角度检验了这一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劳动力供给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父代对农村户籍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减少农村户籍子代对父代社会资本的继承，即能够通过破解教育资源以及高水平社会资本对农村户籍子代的约束，实现对劳动力供给侧的数字化赋能。从劳动力需求侧来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创新，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社会监督，促进公平与法治，可以为农村户籍子代收入向上流动提供良好的“市场运气”,实现对劳动力需求侧的数字化赋能。本文为更好地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对代际向上流动的影响以及更全面地评价数...     

我国灵活就业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2006年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失业问题日趋严峻,在传统就业方式难以吸纳过剩劳动力供给时,灵活就业成为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灵活就业机制尚未形成,灵活就业者游离于制度保护之外,灵活就业机制的建立亟需理论研究的支持。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知识和技术等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利用任务模型框架刻画了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变动的理论机制,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指数,从整体和地区层面实证分析了新要素动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新要素动能发展水平提高使得中国就业结构变动整体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并通过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传导。其中,知识要素的发展加剧了就业两极化趋势,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对就业两极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变动趋势不同,东部地区呈现出就业两极化趋势,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结构两极化趋势不显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新要素动能发展使得常规任务的减少和非常规任务的增加是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立针对中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体系,促使其向高技能岗位进行转岗;扩大服务业就业,提升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数量和质量,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与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理论与实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增加灵活就业者的自雇概率,概率增加7.0％.无论全样本还是自雇和受雇分样本,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互联网使用显著增加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且对自雇灵活就业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受雇者.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灵活就业者拥有更自由的价值导向和生活追求,增加了 自雇就业概率,同时互联网通过增加个人工作偏好和收入水平进一步延长了该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此外,使用互联网学习、工作、社交等方式对灵活就业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与中老年和城镇户籍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更显著地增加青年和农村群体的自雇概率和劳动供给时间.     

疫情期间的“消费与产出偏离之谜”：只是失业率问题吗？

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消费偏离产出轨道的反常现象,表现出超速下降和恢复迟缓的特征。文章为了探讨该谜题背后的经济原因,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增加和就业质量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单纯的失业率上升仅会起到触发作用。其中,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问题将会造成长期影响。同时,文章也发现疫情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人员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由于大企业员工受到的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较小,因此疫情主要通过社会平均工资来影响退休后的收入。但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而言,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导致的收入结构性变化具有累积作用,这就导致中年群体受到疫情的影响最大。因此根据文章的结论,保就业不能仅仅围绕就业数量,还要稳住就业质量不下降,保证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尽可能避免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带来的家庭永久性收入损失和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长期效应。另外,中小企业就业者和青年群体受到的消费负面影响最大,他们受到的就业冲击最大,应保障其就业与收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中国制定更加精准、可持续的稳就业和促消费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临时性就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如何利用临时性就业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保持就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研究了临时性就业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在控制相关的个体特征及其所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后,临时性就业会使得个体的小时平均工资收入显著减少约18.05%,且这一负向作用在考虑指标度量稳健性、户籍、不同年份数据及分行业子样本检验等情形下仍然稳健.(2)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可观测控制变量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异.(3)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补偿性工资差异均可以解释临时性就业抑制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临时性就业会降低个体获得与工作技能有关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时间,且仅特定行业的临时性就业者获得了补偿性工资.文章从就业期限差异的视角为政府部门改善劳动收入、提高就业质量和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就业者与岗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就业匹配质量低意味着个人和社会的人力资本不能被充分利用,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生产力损失。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是劳动者求职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文章首先通过理论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对农村背景人群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过度教育概率,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以是否有家谱或族谱和春节期间来拜访的亲友家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传递和提升人际信任度作用于就业匹配质量。文章认为,减少职业搜寻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搜寻摩擦对于提高就业匹配质量和缓解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事关国民经济健康顺利发展,同时也是确保我国城镇化建设顺利实施的关键。通过对河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抽样调查的结果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二元体制、就业市场分割、就业歧视以及劳动者素质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的原因。要想确保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不断提高,就必须让政府和企业共同发挥作用,转变就业理念,完善社保体系,发挥工会作用,健全工资增长机制等,从多角度入手来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     

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再审视：包容性增长与职业多样性的视角

职业多样性能够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力在新型职业就业的特征,但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研究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关注较少。本文在归纳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是促进包容性就业的重要社会基础,而数字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流入有利于提高就业包容性。此外,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而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将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因此,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协同发展,应该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多样性,在促进机会公平中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城镇就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镇就业者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本文采用1988年和2007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P)城镇数据,分析了城镇个人就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幅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提高,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贡献因素。除此之外,性别间、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对城镇就业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模型,在控制了就业类别的选择偏差基础上,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工作获得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剥离户籍对就业机会、就业身份和就业保障的影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数字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职业层次提升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体现。本文利用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职业层次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其职业层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对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影响的文献，为政府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灵活就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障碍及对策——基于低人力资本灵活就业者的分析

灵活就业者有高人力资本者与低人力资本者之分.低人力资本的灵活就业者具有工资低、社会资本贫乏、被动就业、主要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就业岗位等特点.这些特点又进一步决定了低人力资本灵活就业者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障碍,研究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和谐的对策.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吗?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入新常态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复杂背景下,探寻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极化及其作用机理,对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利用匹配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极化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显著增加了母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但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对高技术和低技术企业的就业水平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中等技术企业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即存在"两端高、中间低"的就业极化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1)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2)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母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3)与外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剧了劳动力的低技术"极化"趋势.上述研究为实现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与就业优先战略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实现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女性就业和创业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前提。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收入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女性非农就业,显著缩小了与男性的就业差距。使用 Heckman 两步法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女性收入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偏向于女性,缩小了与男性的收入差距。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从事受雇工作,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对已经就业的女性,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受雇者的收入,未能显著增加创业者的收入。结论认为,为持续提高女性就业和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及增强互联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灵活就业与社会保险：难点与对策

多种灵活就业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日益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加强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完善法规，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采取灵活的操作办法；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效率；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经办工作提供信息技术支持；提供便捷优质的培训和就业服务；保护灵活就业者的权益；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实施综合保险的形式；社保机构应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加大社会宣传力度。